大学生与拾荒者同吃同住30天的意思_大学生和拾荒者在一起吃、住了30天

 2011年12月31日晚，在上海，一名戴着大熊猫***帽的拾荒者满载着食物回到家，高兴地迎接2012年新年的到来。

    没有人知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四学生黄一彪在哪里发生了变化。他的室友和熟悉他的同学都感到奇怪。至少他应该变得更黑。

    30天来，在大多房屋建在山坡上的城乡结合部贵阳，黄与常年居住在这里的数十名垃圾收集者吃住：他白天进城“收垃圾”，晚上回家喝酒打麻将，半夜大家都睡着了，他假装写日记，偷偷记下这一切，最终形成了一份近两万字的城市垃圾收集者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去年暑假进行的调查获得了全国第12届“挑战杯”一等奖。作为第一作者，黄在第一次获得大学生“特别校长奖”时，首先用带有贵州口音的普通话感谢了这群拾荒者。

    在大多数人眼中，扫垃圾相当于“脏、乱、穷”。黄一彪小的时候，父母叫他“以后不用功就捡垃圾”，但他不知道这群人是什么样子。听了老师讲的班上洗浴工人的故事后，他和队友郑泽浩好奇起来，想到了黄的垃圾收集工三弟和远在家乡的一群朋友。

    放假时，黄没有去国企实习，而是回老家找这些人。

    饮酒和打麻将融入清道夫群体

    黄来到垃圾桶旁边的垃圾收集处。

    敲三哥的门，一片狼藉。许多无法处理的废物堆放在角落里。每到下雨天，所有的锅碗瓢盆都要盖起来浇水。黄知道坐在桌子旁接受深度采访的计划失败了。听说三哥在和邻居们谈笑风生，脏话连篇，他立刻意识到，如果他再扮演一个学者的角色，他一定是一个外星人，“更不用说深度采访了，沟通上有差距”。

    三哥带他向街对面的邻居问好，“这是我的堂弟，他来这里实习。”简单的问候后，邻居们都很忙，没有更多的联系。

    直到夜幕降临，黄才等到了交流的机会。晚饭后，这群打扮得像农民工的人开始了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伴随着麻将声、饮酒声和猜谜声，“不亚于城市KTV的夜歌”。

    “小黄，过来一起喝一杯。”。据说，他是一名大学生，大哥和拾荒者哥哥主动请他聊天，“这里有机会”，但这样的聊天总是伴随着酒桌上的输赢和笑话，与自己的情况无关。他心里早已熟悉的采访提纲，只能打破常规，一针见血。

    喝了四、五杯白酒后，黄一彪的头有点晕，但对于经济状况、孩子的教育等问题，他还是难以开口，“我没做好。”黄一彪决定加入他们最刺激的娱乐活动——打麻将，以缩小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聚会的地方，麻将确实是每个家庭的爱。三哥家有一台自动麻将机。作为一个“茶室”，他通常会和几个亲密的拾荒者打牌，并从他们那里提取一些餐桌上的钱。这里的租金加上水电费是每月300元。一个四口之家通常租一栋有两间卧室和一间客厅的房子，外面的房间是茶馆和餐厅。

    这是娱乐，但赌钱不小。一个晚上至少有300元的胜负，有时有70800元，甚至数千元。在过去的两年里，三兄弟和其他八个邻居在这方面损失了数万元。

    虽然平日里，每个人都俯视和仰视，但在赌桌上，却是“清账”。黄一彪经常看到这些人因为赌桌上的东西而吵架。因为他没有太多的钱，他的策略是如果可以的话就输，这样可以让别人开心，但他不能损失太多，至少要拿回他的钱。

    渐渐地，黄和大家都熟悉了。打麻将的时候，他嘘着冷，问着暖，两支烟可以一起聊天。当关系好的时候，三哥出去做生意，黄一彪直接在卡友家吃了一顿，没有说任何礼貌的话。

    清道夫的一天

    拾荒者的生活是不规律的，通常打麻将到晚上两点。有些拾荒者要到第二天10点才出门，有些人太困了，下午不能出门。然而，当天的主要业务是在上午，当他们的“窝子”（记者注：老客户）将向他们出售“有价值”的废品。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拾荒者都是“拾荒者”。根据圈中的说法，“捡比挖好，捡比运好，交换比交换好，收集比交换好”。街头拾荒者处于底层，捡拾的杂物最多，挣得最少；那些在街上买废品的人排在第二位；垃圾收购站老板的职位和收入最高。黄调查的这批人是“幸运的”。然而，当他们的收购业务不景气时，他们偶尔会恢复。

    三哥早上7点起床。因为他身体不好，他九点就吃完了早餐。三嫂先把三轮车推了出去，三哥挑了一个篮子，里面装着几瓶茅台酒和衣服包装盒作为购买样品；五到六个装蛇皮的袋子；有一个秤和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回收物品和三哥的联系电话。一切就绪后，黄也跟着上路了。

    路上车水马龙，一不小心就被卡车蹭了一下，这让黄一度觉得扫垃圾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路上捡垃圾的人通常会大喊：“收集废旧家电！买带茅台酒的！”他发现女人喊得更努力，而男孩因为感情而喊得更少。

    10点左右，三嫂打来电话，说酒店有货要收。收货的是三哥的“窝子”。

    在酒店的后门，三哥和三嫂走进来收拾酒店的杂物，而黄则帮着照看外面的衣服。这时，一个新客户上来问，他叫他的三哥跟新客户谈生意。另一人是一名大约40岁的中年男子，他给了他一些纸壳、铁皮和其他杂物。

    看到货物后，三哥问对方要多少钱。另一方出了70元，第三个兄弟还清了40元，说：“这些纸壳不赚钱，铁也少了。”。

    另一方提供了更多。三哥只出价5元，还盘45元。对方挠头，不想降价。三哥故意转身离开。对方问他能不能再多加一点，三哥说不行。无奈之下，对方要了50元，三哥听后接受了货。在回来的路上，三哥告诉黄，把这些东西卖到回收站至少可以赚到30多元。

    交易完成后，清道夫会把名片寄给店主。如果他们是新的主人，他们会寄更多的卡，以防止他们失去他们，以培养老客户。

    捆好货物后，黄推着三哥的三轮车上船。这种车在拾荒者中很常见：前面是一根杆子，用作拉力基准；后面是一个三角形，上面有一块板，每边下面都有一个轮子。一篮子货物加上这辆卡车是整个上午的战利品，下午是卖货物的阶段。

    他们通常将商品出售给回收站，但有时“贵重”物品，如家用电器，在他们购买后立即出售给其他有需要的人；有时，货物被退回住宅，需要维修和拆卸的货物在集中销售之前储存一段时间。

    这一天，三哥赚了100多元，“有点小。”。谁在他们的行业赚得多，谁赚得少，不取决于谁起得早，经常跑步，而是取决于他们经营什么商品。三哥告诉黄，几元一瓶的茅台酒在黑市上可以卖几十元；一台洗衣机要两三元，可能卖到五六百元。

    对于那些在有了孩子后出来工作的人来说，最好的工作就是捡垃圾

    黄发现，这些拾荒者平均每天赚40或50元，如果生意好的话，一年可以赚5或6万元。这与他之前的假设不符：拾荒者收入低，甚至难以谋生。

    从事这种清理的人通常是30多岁和40多岁，主要是六盘水和安顺周边县市的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几年的海外工作经验，有一定数量的闲置资金，并且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和商业头脑。“他们重视这个行业的高收入。”。

    没有门槛，“你仍然可以做自己的老板”。当25岁的小平刚到这里找不到生意的时候，他也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打工，打零工，挣更多的钱送回家。

    在一次聊天中，30岁的哥哥和平向黄讲述了他以前的经历：17岁时，他开始外出工作，在一家餐馆做洗碗机，在建筑工地做搬运工，但他没有赚到钱。后来，他在施工队打洞时赚了一点钱，但太危险了。据朋友介绍，19岁的何平兄弟来到贵阳开始了11年的清道夫之旅。

    何兄虽不老，但在这里“老”最多，“窝子”最有钱，在家乡盖了一栋10多万元的楼房。

    这些人告诉黄一彪，对于那些有了孩子就出来工作的人来说，最好的“工作”就是扫垃圾。

    黄调查了该地区50名拾荒者，平均年龄约36岁，其中男性29人，女性21人，已婚45人，配偶21人左右，80%已婚有子女。大多数夫妇都有孩子；孩子们基本上七八岁，上小编二年级和三年级。

    40出头的刘告诉黄一彪：“孩子老了，最好带着，你可以盖起来，管好。”白天，刘姐出门经商，孩子们在附近的城乡结合部上学。“虽然老师教得不好，但总有人上学。”

    黄逐渐发现，这些人虽然大多只有小编学历，但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尤其是在长期从事拾荒业的问题上，他们是毫不含糊的，知识相对较多。和平哥哥对他说：“我读书不多。编辑老师希望我的孩子能多读书，进大学什么的。我有一张明亮的脸，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但需要担心的是，这个群体偶尔会受到歧视，刘更怕自己的孩子被同学欺负。

    有一次，***人员看到刘大姐在捡垃圾箱，就骂她扰乱城市秩序。她甚至不敢抬起头来。她快7岁的小儿子站在旁边说：“妈妈，我要努力学习，以后再也不会被欺负了。”

    “有些酒店门口的迎宾小姐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穿着不讲究。我们告诉她们工资不算什么。有时我们一天能挣几千元，她们不相信！”刘大姐气愤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