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年基金会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项目发现，迫切需要赋予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公民和社区公民身份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力军。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长，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开始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日前，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共同组建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发布最新研究报告——《困难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系”的碰撞》（以下简称报告）.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以及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生活状况的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组发现，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尤为突出，表现在更频繁地参与维权行动和更积极的劳资博弈。

    “新生代农民工频繁卷入劳资冲突甚至集体事件绝非偶然。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新特点与一些旧制度碰撞的必然结果。对于我国来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无法掩饰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并做出改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组组长沈说。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将自己视为城市白领    

    从广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16岁以上、主要在外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农业户籍人口。然而，报告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不应只是一个简单的年龄和生理概念，而应从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等不同维度界定其群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报告给出了答案——远离农村，贴近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在与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上不同于老一辈。

    “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生活不熟悉，缺乏认同感。”报告引用调研组的调查数据显示，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农经验明显较少。在老一代农民工中，31.0%的人经常从事农业工作，而只有26.0%的人没有农业经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44.0%的人没有务农经历，44.1%的人是农民，只有11.9%的人是普通农民。

    调查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地区的经济联系也在减弱。从将工资余额送回农村老家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性明显低于老一辈。2010年老一代农民工年平均结余15378元，其中送回家11063元，占结余的72.0%。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结余只有9684元，其中5654元被送回家，仅占58.4%。

    与疏远农村相对应，报告分析指出，新生代农民在教育、消费习惯、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社会网络和外界期望五个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向城市靠拢的倾向。

    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年，远高于老一辈农民工的8.6年。在新生代农民工中，53.7%受过高中、中专、技校、大专、自考本科等中等以上教育，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25.7%。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提高了他们的一些职业技能，而且使他们在进入工厂之前有了更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

    在消费习惯方面，城市青年的低收入、多消费、少平衡、透支等消费模式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特征。

    在详细比较了两代农民工的日常支出后，报告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习惯逐渐城市化，他们在娱乐、服装、通讯等项目上的支出明显高于老一辈农民工。具体来说，除了食宿外，老一代农民工每月只在两个项目上花费100元以上：生活必需品和礼品；新生代农民工每月在四个项目上的花费超过100元，其次是服装、日用品、娱乐和通信。其中，新生代在服装（169元）和娱乐（115元）上的支出是老一辈农民工的2-3倍。

    与消费习惯类似，报告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也明显呈现出城市年轻人的特点，他们喜欢玩电脑、手机和互联网，以及城市年轻人。此外，与仅接受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具有城市年轻人的特点。以互联网为例。在老一代农民工中，只有32.2%使用互联网，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不到40分钟；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上网的比例为85.7%，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2.7小时；在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两个指标分别高达91.3%和3.3小时。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也开始向城市转移。在遇到问题会寻求帮助的“第一人”中，与老一代农民工的首选家庭、亲属（67.0%）和朋友（21.0%）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向家人和亲属寻求帮助的比例也居首位（54.0%），但他们向朋友寻求帮助的比例大大增加（41.0%）。在对外来者的期望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贴近城市的特点更加明显。近60%的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在未来继续在城市发展，很明显，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民工返回农村老家寻求发展。

    清华大学博士生王建华参与了这一课题的实地研究，他告诉记者，在与新生代农民工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经常忘记自己是在与农民工打交道。因为，无论说话、举止还是穿着，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无法与城市小白领区分开来，而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也愿意将自己视为城市小白领。

    短期工作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改善他们的低工资和低福利 

    远离农村、贴近城市的年轻人能否顺利融入城市？

    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具有新特点的群体，但他们面临着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同的“农民工生产制度”，这包括两个方面：“厂权管理制度”和“分割劳动再生产制度”。正是这两种制度的存在，使得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首先，“工厂权威管理制度”是指以高强度、长期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严格的管理制度、危险的工作环境等为特征的现代工厂制度。

    由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有一定的城市生活经历，他们也对自己的工作形成了新的期望。调查发现，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工作的发展前景和意义，更加重视企业的管理体制。这一特点在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更为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有了新的期待，但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中残酷的工作环境。调查显示，在工资方面，2011年上半年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2416.46元，比老一辈低约570元；在劳动保护方面，长期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3.0%遭受工伤，这与工作时间为三倍的老一辈农民工（13.3%）基本相同。

    王说：“低工资、低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工厂权威管理体制’使他们在期望和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也让他们觉得城市并不封闭，仍然难以生存。”。

    其次，“劳动再生产分割制”是指使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在农村养家糊口、疾病和养老金的基本制度安排。最典型的是现在的城乡户籍制度。

    报告指出，劳动力再生产包括两部分：劳动力“维持”和“更新”。前者是指劳动者身心恢复的过程，而后者包括一系列代际劳动替代安排，如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一般来说，劳动力的维持和更新应该紧密结合在同一制度背景下。然而，在中国，农民工的劳动再生产过程是分离的。农民工的身心恢复是在工厂里实现的，尽管通常只有拥挤的庇护所和营养丰富的食物才能“维持”；劳动力的代际“更新”是在这些农民工的故乡农村实现的。农民工的父母和子女住在生活成本较低的村庄。老年人的赡养和子女的抚养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农业生产。

    “劳动再生产分割制”的最直接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和农村的双向依赖。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城市工作谋生。在调查的1017名新生代农民工中，57.2%的人在2010年将工资余额带回了农村，平均每人9500元；另一方面，他们的家庭生计也离不开农村。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收入的20%左右来自农村。在266名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51.1%的人至少有一个孩子生活在农村地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育华课题组成员：，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旧的‘农民工生产体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那些原本渴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来说，农村已经是‘回不去’的老家了，而城市已经变成了‘留不住’的不同地方。他们不得不在农村老家之间迁徙他们的城市工作场所每年都像候鸟一样，每次迁徙往往伴随着工作的变化。因此，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工作-返回-找工作”的短期工作模式十分普遍。在这种短期工作的困境中，他们更难改善自己的低工资和低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主动提出利益诉求 

    调查发现，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外出时间远低于老一辈（4.3年对12.4年），权益受损比例也明显低于老一辈农民工（14.1%对19.5%），他们参与群体权利保护的经验与老一代农民工没有显著差异（4.5%对5.0%）。也就是说，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尤为突出，更容易卷入集体劳动和资本事件。

    “新生代农民工突出的行动取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新生代与旧体制遭遇的必然逻辑。”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学院讲师、课题组成员何江穗指出，在旧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不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城市，但“劳动再生产分割制”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和离开农村。双方是有联系的，但事实上，他们漂流没有根；其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具有城市年轻人的特点，他们渴望成为生活中的“人”，但在高强度生产、低工资的“厂务管理体制”下，他们往往只被视为工作的“手”。

    “在正常情况下，农民工的不满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解决。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农民工缺乏自身工会和社会组织的支持，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维权方式不仅耗费时间和金钱，而且实际效果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农民工代表团蚂蚁工作者只能求助于非正常渠道，例如集体维权行动。”何说。

    报告进一步指出，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更倾向于采取行动，而且在行动模式和追求目标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比较涉及不同类型农民工的集体权益保护事件后，研究小组发现，在老一辈农民工仍占相当比例的工厂，集体权益保护通常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没有损害；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工厂里，尤其是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集体权益保护的目的不是通常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工资上，而是进一步要求增加工资，明确提出了建立工资调整制度和完善工会制度的要求。

    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不仅是被动的维权者，他们往往主动提出利益诉求，而且他们的诉求不仅仅通常在经济层面，很多人深入到制度层面。

    沈认为，未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将继续增长，当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将面临结婚生子、养老、子女教育等重要问题。这样，他们与旧体制之间的冲突将更加激烈。“如果旧体制保持‘不为所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集体维权事件将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

    我们今后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报告指出，要重点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的企业公民和社区公民身份。

    报告介绍说，“企业公民”意味着在工厂的农民工不仅是工人，而且享有“公民权利”，有权对自己的工资、工作条件等相关问题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体谈判机制。“社区公民”主要是指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的权利，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平等享有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公共服务的权利。

    “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权和集体谈判权并不危险。”在实地调查中，王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行动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方式是否违法。在进行申诉和集体谈判时，他们往往将价格和生活成本、同龄人的工资水平、市场就业情况、企业利润等指标作为最重要的依据。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将严格遵守法律和市场的原则，并能够维持在一个和平、理性和可控的状态。

    “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一些人的努力和牺牲基础上的，那么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四十个十年。经过两代农民工的努力，国民经济水平提高了，城市扩大了，繁荣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城市居民ts，是比较丰富的。如果我们仍然依靠农民工的牺牲来促进经济繁荣，我们不得不说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郭育华说。

    最后，报告指出，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人口变化的背景下，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现实条件。农民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力军，只有彻底改变农民工的生产体制，才能有尊严地工作，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