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为期五天的红十字会合作论坛暨亚太国家和地区能力建设研讨会圆满结束。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将选择8个省级红十字会接受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能力评估和问题诊断。赵白鸽坦言：“做一个好红十字会的官员和主人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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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郭美美事件为代表的红十字会一系列信任危机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陷入了一个巨大的争议漩涡。如何应对中国红十字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今年8月，国*院正式发布《关于促进红十字会发展的指导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赵认为，《建议》的核心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这是改革的总体思路。
然而，改革有时需要三个步骤，有时需要两个步骤。例如，此次发布的《建议》强调，各级政府要加强对红十字事业的组织领导，加大对红十字事业的财政投入。在这方面，学术界颇有争议。为什么一方面要走行政化道路，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的组织领导？这实际上告诉外界，红十字会的改革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可以促进红十字会的去行政化，加强对红十字会的管理。
没有什么改革是完美的。它需要一个过程和过渡。中国红十字会如何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三元互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如何有效地利用捐款和人力，充分发挥我们在人道主义救济和其他工作中的优势，不辜负捐助者的爱？答案可能在于对OCAC（国家红十字会组织能力评估和认证程序）的一系列评估，共有495个评估指标。赵白鸽透露，8个省级红十字会最快将于10月接受这一制度评估。
去行政化是一个主要方向，但不可能立即解决多年积累的制度惯性。我们需要做的是监督这一去行政化过程，敦促其不要倒退，并逐步瓦解已形成的利益联盟，从而实现改革提出的理想化目标。赵白鸽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政府、企业和社会三元互动的现代治理模式，这是不可忽视的。红十字会可以而且应该在中国创新社会管理和加强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也就是说，红十字会愿意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建设的探索者。作为一个探索者，我们必须以身作则，促进而不是阻碍社会组织的发展。如果中国政府管理的社会组织能够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摆脱行政依赖，更加公开透明，接受全面的社会监督，甚至能够自我“创新”，依靠新机制的优势，这不是一个盛大的时刻吗？
然而，各级红十字会已经习惯了政府的管理模式，财政拨款，强制捐款，躺在政府的怀抱里过着小康生活。他们能适应突然脱离权力阴影的局面吗？它会引起反弹吗？然而，即使过程是痛苦的，也需要红十字会人员改变旧习惯，拥抱社会，依靠服务公民来提高竞争力。显然，仅仅依靠自律来改变这种新的工作方式是不可能的。只有引入第三方专业监督、***监督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竞争监督，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监督，中国红十字会引导的整个体制改革才能不被别人奉承，没有内部控制，走出自我改革、自我评价、自我认可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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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说，改革“有成功的可能，但也有失败的因素”。这是改革的正常状态。任何改革都不一定会成功。对社会而言，主要是帮助和监督改革，努力遏制失败因素，使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使官方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能够真正成功，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进而成为社会组织改革的典范。这很难，但需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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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天达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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