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困惑:中国职业教育怎么样走出去(高等教育国际化)
2022-07-24 14:08:53文/前不久,2022中新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论坛在天津举行,吸引了国内外职业教育界数百人,这一度使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聚光灯下,记者发现高职院校国际化的道路并不平坦,有的项目甚至处于“尴尬”的境地。
南京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陆群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网》记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目前处境艰难。2022年,学院原计划招收80名学生,仅招收18名“中国加班”学生。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国际部主任李表示,他们特别希望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让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前来学习,但这需要学校“很多钱”,这往往是实际情况所不允许的。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伟表示,学校非常愿意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外出机会,但审批程序受到各方限制,很难成行。
事实上,高职院校一直在探索各种形式的国际化办学。然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华的印象是,1300多所高职院校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是“积极的”,但“不是气候”。
高职院校应该“国际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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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由全国高职院校校长联席会议主办的《2022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首次发布了“国际影响力50强高职院校”。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入选。
“我们为什么要在国际上办学?”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国际部主任李听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是:“国际化是衡量国家示范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指标。”他明白,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应该走国际化之路。
一般来说,行业通常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角度来探讨高职院校的国际化。
从“引进”的角度来看,中国要想走向国际市场,就必须要求各领域、各部门以国际通用标准为标准,也要求劳动力市场提供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专业人才,南京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记黄华,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中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分数线,专业设置)中指出。
宗华还认为,高职院校应该引进国际证书课程,“这有利于他们服务的企业的国际竞争”。然而,从高职院校的地位来看,他认为“服务地方”是绝大多数高职学生的出路。因此,一所学校是否应该国际化办学,如何国际化办学,也应该根据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要而定。
从“走出去”的角度看,在世界教育服务贸易舞台上,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也具有教育服务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双重身份。黄认为,高职院校“必须主动适应、迎接和利用”教育服务贸易的潜在机遇。
宗瓦还鼓励主管机构考虑国际发展。然而,据他观察,国内许多高职院校在开辟国际化道路之前没有考虑方向。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没有形成战略层面的国际办学指导思想。
宗瓦发现高职院校的国际化行动非常“积极”,但他认为“国际化不能为了国际化”,“他还希望国家层面出台指导性文件,帮助高职院校提出国际化的要求和措施,细化在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结合行业定位制定发展规划。”
合作办学项目的形式遥远吗?
事实上,世界各地的高职院校对国际化办学的形式进行了许多探索。
在“引进”层面,合作办学项目是最早、最成熟的模式之一。然而,陆越来越觉得,这样的项目似乎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存在,高职院校。
南京信息技术学院自2005年起引进加拿大职业教育课程,并推出“中级加班”。陆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网》记者,这类课程的分数接近省级控制线,比学校普通班的录取线低60或70分左右;学费每年超过12000元,是同专业普通班学费的两倍多;与同专业普通班相比,该课程的内容只多了很多,还有一些英语教学内容;在评估方面,如果学生在中国和外国的课程都合格,他们可以获得两国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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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作办学项目被同学们置于“资源的最底层”。随着江苏省高职生数量的减少,他们已经陷入了一个不可持续的困境。
李还想知道:“为什么高职院校的合作办学项目越来越低端?”他认为,这样的项目应该树立高端品牌形象。首先,他们应该招收需要出国的学生。此外,他认为“1.2万元的学费不能保证高水平的教育”,还需要提高学费以“补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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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的思想正好相反。她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问题在于,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选择此类项目的出发点不是“出国发展”,而是“第二好”。据鲁介绍,学校启动合作办学项目10年来,最终选择出国发展的学生数量一直保持在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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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的高考成绩能达到普通班的要求,绝大多数学生肯定不会选择这个项目。”鲁群说,高昂的学费让绝大多数农村孩子难以负担,而相对复杂的课程使这些原本分数较低的学生无法胜任。更可怕的是,许多用人单位觉得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培养目标与企业要求的标准存在差距,毕业生在就业方面没有优势。
因此,如果你想让这样的项目走得更远,陆认为你应该改变招生方式,降低学费标准。
我国高职院校也在具体办学形式的基础上,不断引进和尝试各种教育力量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李认为,从“实践性”的角度来看,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是快速提高自我教育水平的重要手段。
在李的印象中,中国的高职院校尝试了各种国际知名的教育理念:德国的双元制、荷兰的能力标准、美国社区大学的“生计教育”理念、澳大利亚以小组学习和讨论为主的TAFE体系
这些“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许多被证明是“不适合中国的”。黄指出:“教育模式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和文化渊源,影响着整个社会。”要移植教育,“就必须经过本土化改造和创新”。
“一带一路”,高职院校如何走出去?
无论“引进”的理念和模式是否成功,高职院校至少对其运作是熟悉的,但“走出去”对高职院校来说是一个新命题。
宗瓦指出,全国高职院校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办学。他预测这将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很快注意到了业务和政策层面的一些问题。
王看到了中国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知名度和建设需求。因此,海外学校的布局一直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今年9月,北京市公布了“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项目入选学校名单,其中包括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事实上,在北京工业技术学院获得政府财政支持之前,该校就已经开始走出校门,向赞比亚派遣4名教师,与当地中国企业合作设立分校。
然而,他在后续行动中也遇到了许多操作问题。例如,外出办学需要设备,但学校的设备属于国有资产,根本不能拿出。另一个例子是教师出国审批困难,各部门需要协调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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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运营困难,但为了赶上“一带一路”特快列车,许多高职院校仍在争相安排海外校区。“鲁班学院”、“鲁班工作坊”和“鲁班实习”相继在报纸上发表。
然而,各种高校的繁荣引起了宗瓦的担忧:“我们想把什么样的教育输出到国外?”
宗华正在思考中国职业教育是否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民族品牌走出去,是否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精神教育标准和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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