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杜克大学商学院学习。第一学期主要是基础课。因为我有这个科学和经济学专业的基础，我经常在课堂上匆忙回答问题，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自鸣得意。但令我困惑的是，美国学生经常模仿我的口头禅“是的，当然”，并引起一阵笑声，这让我有些难过。所以有一次，我忍不住问本：“我的口音不准确，所以大家都嘲笑我吗？”“不。每当教授说他的观点时，你的回答都是‘是的，当然’。你从不提问或争论，所以每个人都取笑你。”
这句话让我意识到。回顾过去，这也是中国多年教育形成的习惯的结果。从幼儿园开始，你就不能随便问问题，不能把手放在背后坐着，甚至不能在上厕所时举手报告。小编毕业后，我以考试为学习目的，似乎只有标准答案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即使在高中学习历史时，即使老师思考一个历史事件，他或她仍然需要将相似度与标准答案进行比较，以确定分数。我习惯性地接受课本和老师的答案，并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当面对教授的观点时，我只会不断点头同意。难怪美国学生对我这个看似聪明的“唯唯诺诺的人”不怎么看好。
这一事件发生后，我逐渐从课堂上了解到杜克大学教育的差异：例如，教授从不谈论“绝对正确的理论”，而是经常问学生这样看似“荒谬”的问题：“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能成立吗？”“现在国际会计准则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如果你要管理苹果，那与乔布斯的做法有什么不同？”等待此外，对于所有案例研究，教授将禁止学生提前找到答案。他们必须依靠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然后在课堂上陈述自己的观点。教授只负责提出问题和指导辩论的方向。他从不评估或明确宣布某个观点是“错误的”。
英国思想家伯林曾在一篇文章中将思想家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前者认为自己了解了世界上所有的真理，而后者则喜欢追求真理的过程。我接触过的几乎所有美国教授都是“狐狸型”的，或者他们更喜欢看到学生像狐狸一样怀疑和探索，而不是像刺猬一样站在答案上，宣称自己拥有真理。
我记得有一次，经济学教授给同学们分配了不同的问题，并要求他们独立找出解决方案。主题非常宏大。其中一组题为“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然而，一名学生得出了一个与普遍理解完全相反的结论：政府储蓄率高是根本原因，而私人储蓄水平低。从争论到论证，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最后，他不仅不反对这一原始结论，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虽然结论令人震惊，但大量数据和逻辑论证过程使其成为一个有说服力和深刻见解的观点”。在这种学习环境中，我也开始学习如何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批判性思考。
第一学年末，我和几名美国学生代表学校参加了商业案例比赛。主题是“强生如何提高其在中国市场的药物份额”。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对中医的观点产生了分歧。几名美国学生都坚持认为中医是一门“伪科学”，因此他们不应该涉足中医药行业。我的观点截然相反：在中国，中医药的影响不容忽视。要打开中国市场，我们必须重视传统，而不是排斥传统。要逐步验证中医药的科学性，把中医药作为药物发展的重要方向。经过激烈的争论，我终于说服了其他队员。最终，我们团队提出的方案在50多所参赛学校中获得亚军。颁奖时，本冲过来祝贺我：“感谢你提出并坚持不同的观点！这是我们获胜的关键。”
回顾我在杜克大学的两年，学会独立思考是我最大的收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节课上同学们讨论后，教授简要介绍了企业在该案中采取的实际行动和取得的成果，然后他非常严肃地说：“这家公司的措施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也不会是最好的。你刚才提出的方法中可能有最好的方法。记住，市场上没有‘是的，当然’的标准答案！”
说得好，生活中没有标准答案。
张景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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