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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在昆明宜良县丑小鸭中学校长办公室，副校长杨柳欢迎了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在详细咨询了入学情况后，该男子点了点头，“我会让孩子的母亲进来看看。”

他拿出手机，在学校门口的出租车上拨打了妻子的电话。他压低了声音，“你进来看看‘剂量’好不好？”

“剂量”是他和他妻子的秘密标志。为了不引起车里儿子的怀疑，他们告诉儿子这次来云南是为了借父亲出差的钱。顺便问一下，他们问山上的“老中医”，看看他儿子的健康是否有问题。

这是中国西北一个省会城市的一个公务员家庭。家里唯一的儿子厌倦了在家上学，整天沉迷于游戏。丈夫和妻子不得不骗孩子上学。签约后，这对夫妇悄悄离开了，12岁的儿子留在了学校。

丑小鸭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招收有网瘾、厌学、自杀和自残倾向、叛逆等问题的儿童。2011年，担任湖南一所公立学校校长14年的詹大年跳出体制，来到云南创办这所学校，接收“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有2000多名“问题儿童”从丑小鸭那里毕业并长大。

每年9月中下旬，普通中学开学季节结束，丑小鸭中学迎来招生高峰，新生几乎每天都要入学。这些孩子大多来自经济条件优越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有些甚至曾经是当地重点中学的学生，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落入了传统教育体系”。

在校长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不是一剂良药，它不能立即改变一个孩子，而是试图抓住他们“回归正常生活”。

9月18日，一名新生入学。根据学校的惯例，将派几位老同学来接他。这个女孩牵着新同学的手。新京报记者李钊摄

学生“受骗”

“如果你不来接我，我会死给你看！”中秋节前两天，14岁的男孩郝伟在电话那头歇斯底里地向父亲哭诉。几个学生把他挤进咨询室，开始说服他。

郝伟来自湖南省一所重点私立中学。他的父母是外国企业的高管。在进入丑小鸭高中之前，他辍学了，在家里沉迷于游戏，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我父亲和他讨论过，云南有一所学校，学习压力较小。你可以体验一下。如果你一个月都不喜欢，你可以选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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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他的父亲没有来接他。郝伟知道送丑小鸭的孩子们通常要待一个学期。

在丑小鸭中学，大多数孩子都被父母以各种借口“欺骗”，比如旅行和探亲。丑小鸭中学副校长杨柳回忆说，有一次，一位公安局长让人用绳子把孩子绑起来，扔到学校门口。一位医生母亲给孩子吃了少量安眠药。

当家长真的不确定时，学校会直接派老师到家接他们。学校负责后勤的老师“马大哥”在接学生方面有很多经验。开车去学校时，他会路过一个标有学校名称的标志。“马大哥”会提前把东西扔到车里，让同学们把头埋在车里分散注意力。

丑小鸭中学的生活与郝伟原来的学校截然不同。过去，我每天六点多起床，七点半上第一节课，晚上十点自学，每周放假一天。每天从早到晚写报纸，他形容自己戴着一张“死鱼脸”。在丑小鸭中学，学习进度很慢，没有作业，考试期间和学期末只有两次。“课堂纪律松散，学生学习不多。”

郝伟认为他不属于这里。在平息了情绪后，郝伟开始给父亲写信，希望能寄一些教具。“只有教具在身边，他才会不那么焦虑。”

广东女孩云涵不理解郝薇的焦虑。这是她第二次来到丑小鸭面前。她经常被安排接待和安慰被“欺骗”的学生。云汉坐在操场边上，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天空一片蔚蓝，大片白云低垂。

在来到丑小鸭中学之前，云涵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上学了。当她心情不好时，她去酒吧喝酒。云涵三岁时，她的父母离婚了。她和祖父母住在一起。12岁时，她独自去了医院，发现了抑郁症。去年离开丑小鸭学校后，她回到了广东的学校，并在稀薄的空气中消失了几个月。她的同学中有很多关于她的谣言。云涵奋力反击，“那段时间我打了好几次架。”她不以为然地说。就这样，云涵又来到了丑小鸭中学。

这是云南省第一所针对初中阶段“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的民办初中，由宜良县教育局负责。学校招收有网瘾、厌学、自杀自残倾向、早恋等问题的学生。它有三个年级，70多名学生。丑小鸭中学自2011年成立以来，已招收2000多名“问题儿童”，约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云南以外的其他省份。

9月17日，丑小鸭中学的学生正在进行军训。新京报记者李钊摄

每年夏天，丑小鸭中学都是最繁忙的时候。学校将举办一个月的夏令营。短期托管培训很受家长欢迎。除了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儿童外，学校的所有其他“问题儿童”都将按照顺序被收集，“一旦50个名额被释放，他们将被抢劫”杨柳告诉***。

在校园里，你很难将这群学生与“问题儿童”联系起来。如果你忽视偶尔的纹身和烫发，它们看起来和普通中学生一样。

每学期近3万元的学费并不便宜。詹大年说，丑小鸭中学的大多数学生来自城市的“三高”家庭（高教育、高收入、高地位）。一些孩子曾经是当地重点中学的学生。他们通常至少了解一种才能。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安排音乐，一些人会cet-10钢琴，一些人会画画，一些人会编程。。。在中秋节的下午，学校给了两三节课的准备时间，他们还可以体面地举办中秋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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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在丑小鸭中学的一个英语课堂上，三加四个学生组成了学习伙伴。新京报记者李钊摄

不同的学校

在创办丑小鸭中学之前，詹大年曾在湖南省桃江县一所公立学校担任校长14年。

26岁时，詹大年成为校长，他的桃江县杨林中学成为当地的“名校”。每到开学的季节，各种亲戚和熟人都会来打招呼，并要求关系进入学校。詹大年想躲起来。当学校不担心生源时，自然会选择“择优录取”。

渐渐地，詹大年意识到这是错误的，“教育怎么能消灭人？为什么要把别人的孩子给你？”2000年，詹大年辞职离开公立学校。当时，他的兄弟在云南经商，并邀请他在昆明开办一所学校。詹大年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2000年左右，这是农民工进城潮的高峰。城市公立学校的资源无法满足学生的入学需求，私立学校在城市遍地开花。詹大年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私立学校的资格很容易申请。昆明市中心有许多“棚屋学校”。一所黑房子、一块黑色泥板、一支粉笔、三个孩子、一张凳子和一位初中文凭的老师可以管理一所学校。

在昆明办学时，一位学生给詹大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他的父母离婚了。上课时，他赶走了旁边的学生，因为他想睡觉。”两到三个月后，同学们似乎更累了，从课堂上消失了。詹大年得知，这名男孩被送到江西的一所“问题儿童”学校，在那里将进行体罚和监禁。

2009年前后，杨永新的“电击治疗网瘾”被曝光，这也开启了各类网瘾“问题儿童”治疗、矫正和培训机构的冰山一角。詹大年想办一所不同的学校来接收贫困学生。然而，在第一年，他的想法与他的搭档不同。另一方坚持不参加文化课程，并加大军事训练的强度。詹大年认为，这是一种通过体育锻炼来控制学生的手段。他选择离开自己的门。

2011年，经宜良县教育局等部门批准，新学校在宜良县古城镇一栋空校舍内落成。时任昆明市政协副主席王业菊将该校命名为“丑小鸭”。詹大年非常喜欢这个孩子般的名字。他多次表示，丑小鸭是一种白天鹅，“丑小鸭的孩子将来会飞到蓝天上。”

一开始很难招收学生。杨柳记得，他们曾在社区电梯里张贴传单，并在当地电视台上做广告，但收效甚微。第一节课只有8名学生，其中6名是朋友的孩子，没有收到钱，但老师招募了14名学生，然后他们都离开了。

孟斌于2013年进入丑小鸭中学，当时学校只有不到30人。他印象中的学校建筑是破旧的乡村平房。操场是一块坚硬的混凝土地面，硬铁门紧闭，风吹来时，凸起的带刺铁丝网布满灰尘。在这样的环境下，詹大年开始了他的理想教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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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丑小鸭中学，每个文化班只有三名教师，包括文科教师、理科教师和英语教师。文科教师和理科教师必须分别选修几门课程。在丑小鸭的课堂上，同学们三加四人一组坐在一起，成为“学习伙伴”。教师设计了一张“学习卡”，以开放的方式记录学习过程，鼓励学生独立探索，学业成绩不再是评价标准。同学们最喜欢“兴趣班”。这是学校开设的一门独立课程，包括吉他、射箭等。詹大年有时亲自上课。此外，学校坚持“每逢节日都要过”的原则。在活动展示墙上，有泼水节和户外烧烤留下的各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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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年主张宽松的“全人教育”理念，这似乎与强调服从的军训有着天然的矛盾，但他仍然保留着“军训”课程。他发现，许多学生刚进来时都处于抑郁状态。“军事训练跑步锻炼可以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体格和正常的作息。”但与其他类似学校相比，这里的训练强度略弱。

詹大年想营造一种轻松、平等的氛围。他招聘教师的要求是“笑和玩”。在校园里，同学们直接叫老师的名字或昵称。校长办公室位于楼梯入口处，方便每个学生找到詹大年。与教学讨论相比，《如何对待学生》是每一位新教师的必修课。

丑小鸭中学教室的墙上贴着同学们的“发自内心的话”。新京报记者李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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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詹大年说，“问题学生”学校之所以设计得如此“宽松”，是基于他在这十年的教育实验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问题儿童”的根本原因是“关系”，而“关系”是在环境中形成的。更宽松的环境可以促进“关系”的改善。

在疫情爆发之前，学校每年都会邀请家长来学校对孩子进行亲子培训。通常在这个时候，柳树会捕捉到家庭的一些微妙时刻。

在活动现场，杨柳用手机拍摄了照片和视频。一些家长转身离开，一些家长干脆离开现场坐在自己的私家车里。杨柳意识到，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孩子们在这样的学校学习被认为是可耻的。一位已经毕业几年的学生告诉***，在《丑小鸭》期间，他在昆明的母亲总是声称他的孩子去了其他地方学习。

学校唯一的心理老师李桂红告诉***，造成“问题儿童”的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但家庭因素最为突出。

她第二次回到丑小鸭中学是云涵做出的选择。她是一位罕见的学生，她改变了学生身份。一年后，云汉将留在云南参加中学入学考试。

在学校书吧的走廊里，云涵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过去。云汉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她的祖父是中国著名的民间艺术传承人。她的祖父不重视她父母的结合，而她的祖父也不重视云涵。

父母离婚后，云涵的父亲几乎从未问过她。她不得不工作的母亲把她送到了祖父母家。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祖母把保姆赶走了，家务活的重担只落在云涵身上。老人起得很早。云汉每天四、五点钟起床做饭。后来，她根本没去上学。

当他第一次被送到丑小鸭那里时，云涵遇到了“唯一的好朋友”，一个同样来自广东的女孩。她从小就住在国外，回国后无法适应国内的教育体制。她被送到丑小鸭那里。云涵的母亲十几岁时就出国留学了。有了云汉后，她经常带她出国，这使两个女孩有了很多共同语言。女孩的父母也很照顾云涵，但一个学期后，她的好朋友被父母接走了。

“我想改姓，跟她姓陈。也许我们会是一家人。我真的希望我们是一家人。”云涵觉得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类似亲情的温暖。

云汉谈到了学校里的一个男朋友。当她谈到她的男朋友时，她拿出了一张没有寄出的文具。上面的笔迹很工整。有一句话“小编希望大家不要像我父亲抛弃我母亲那样抛弃我”。“我在这里写作时哭了。”她收起信说：“我想快一点吧长大，远离家，不要回去。”

2014年，詹大年随机调查了100名“问题儿童”，其中74名来自离婚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和留守家庭。詹大年介绍说，有些父母不一定离婚，但家庭氛围存在很大问题，父母缺乏家庭功能，以及“不理解”造成的沟通不良往往成为亲子关系的结。

郝伟发出“威胁”电话的第二天，他的父母分别从湖南和广东开车过来。郝伟在书吧里第一眼看到母亲，脸立刻沉了下去。郝薇的父亲眨了眨眼，让郝薇的母亲暂时回避。母亲和儿子已经一年多没有任何联系了。

郝伟的父母在四年级时离婚，他被判给了母亲。他告诉***，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他的母亲把他的成绩下降归因于玩耍，所以他要求他的朋友们不要再和他一起玩了。为此，郝伟与母亲决裂，并“敲诈”母亲。

在郝伟的叙述中，他在市乒乓球比赛中获得亚军。他的科学成绩很好。他期待着将来考复旦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在聊天中，郝伟会不时提到他的表哥和表哥就读的985所学校。他将谈论自己与清华大学表弟的私人竞赛，以制作同一套物理试卷。他还会无意中加上一句话：“我们的分数是一样的。我认为我解决问题的思维应该更好。”

然而，在父母的版本中，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郝伟的母亲说他的儿子没有他说的那么优秀。乒乓球亚军和科学满分都是捏造出来的。他一直沉浸在想象中的世界里。从小编四年级开始，郝伟的成绩就开始下滑。后来，他沉迷于游戏。按照目前的水平，他担心自己很难进入普通高中。她否认郝伟声称自己疏远了他和他的朋友。“他对我的仇恨可能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

9月19日，詹大年在学校演播室录制了一段回答家长提问的短片。他希望通过短片传播他的教育思想。新京报记者李钊摄

困境

李桂红与孩子们有着十多年的“心理问题”。现在，他对孩子们有“心理问题”。甚至一些名校的“尖子生”也因为精神病被送到丑小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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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团队编制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2-2022）》显示，2022年中国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症检出率为17.2%，重度抑郁症检出率为7.4%。初中生抑郁检出率约为30%，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6%~8.6%。

在某种意义上，“问题儿童”的定义似乎更宽泛。关于“问题儿童”的定义，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武侯实验中学前校长李振喜曾问詹大年，“问题儿童”本身是否也意味着标签？

“我确实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真的没有想出一个避免‘贴标签’的方法。我不能等到无标签方案出台后再办学校。此外，“问题儿童”已经存在。各种说法和定义有多大不同？”在学校的官方声明中，詹大年简单地将这一群体称为“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

据媒体报道，在中国，勤工俭学教育被视为教育、纠正和挽救“问题儿童”的最早举措。1955年，中国第一所勤工俭学学校在北京海淀开学。

然而，工读学校一直存在争议。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多数勤工俭学学校招收的“警察派学生”罪行轻微，不足以接受劳动教养或判刑。尽管近年来一些勤工俭学学校积极转型，招募学习、心理和道德行为异常的“问题儿童”，但许多家长仍然对勤工俭学学校抱有偏见，不愿送孩子上学。

据中国青年研究中心等单位统计，与1966年的200多所学校相比，截至2022年底，中国工读学校只有93所。湖南省岳阳市春雷学校校长周龙在论文中写道，“特别学校办学压力大、风险大，各方支持度低，教育质量难以提高，办学回报周期长，导致一些特别学校难以支持，最终无法持续，只能停办。”

但另一方面，各种矫正性商业机构层出不穷。网络成瘾是“问题儿童”中的一个突出问题。2014年，国家卫生委员会明确表示，“中国尚未批准专门从事互联网成瘾治疗的医疗机构”。因此，市场上大多数网瘾治疗机构都以“咨询中心”和“成长学校”的名义存在，相关法律或行业监管仍然空白。在过去十年中，媒体曝光了大量通过殴打、监禁和***纠正网瘾的机构。

丑小鸭中学也有以前去过此类教养机构的学生。一名来自昆明的男孩告诉***，他之前工作过的一家培训机构招聘的对象从小编生到成年人不等。其中，年龄最大的“学生”30多岁，被父母和妻子送去戒除网瘾。该校开设了汉学、法学、乐器和书法四门课程，平均每周一次。其余时间，它安排密集的体能军事训练。如果你犯了错误，你会被关在一个黑色的小房间里，扇你的嘴，用高压水枪弄湿，然后在操场上跑来跑去擦***的湿衣服。此类机构每月收费8000多元，其中11个月为一个周期，杂费每年接近10万元。

丑小鸭中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许多家长送孩子时，他们会问“打学生？”詹大年回答说：“我的想法是永远不要打孩子，但我真的不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在学校发生。”

学校成立之初，詹大年从警察学校招聘了几名生活教师，负责学生的培训和生活。刚毕业的年轻人才二十出头，情绪高涨。一位90后生活老师曾经惩罚学生吸烟并用皮带殴打他们。许多丑小鸭的孩子说，体罚现在偶尔发生，但很少发生。

在这些学校中，文化教师是最难招聘和留住的。根据杨柳的统计，有六七位老师因为早年学生的愤怒和哭泣而辞职。目前，该校年龄最大的老师在校时间不到五年。

学校的一位文化老师偶尔会感到困惑，“当丑小鸭是老师时，最重要的是抚平他的脾气。”学生中“天使”与“魔鬼”的特征并存。课堂纪律不能完全放任不管。成绩优异的孩子仍然应该关注自己的学业成绩。

老师也能感受到家长的焦虑。当一些父母送孩子时，孩子们完全是孤独症患者，不会说话。父母只想恢复正常。当情况好转时，家长的第一反应是“学习”。

今年9月，詹大年的一位粉丝受到启发，申请了《丑小鸭》。她是江苏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她辞去工作来到昆明。仅仅两周后，她“无法忍受”，辞职离开了。

9月21日中秋节下午，丑小鸭中学的同学们正在为中秋晚会排练。新京报记者李钊摄

角色

在《丑小鸭》的毕业生中，孟斌是一位优秀的毕业生。今年，他刚从南京211大学毕业。

孟斌认为很难说“丑小鸭”改变了他什么。高中时，他仍然吸烟和打架。一些坏习惯仍然存在，但总的来说他的情绪平静多了。他记得，当他第一次进入丑小鸭时，他常常“愤怒地想要杀人”，并且“感到难以理解”。

有一次，詹大年在校园里遇到了满脸通红、握紧拳头的孟斌。男孩指着德育主任说：“我想把他打死。”詹大年平静地问他：“那你为什么不打他？”孟斌说：“我打不过他！”“让我们在孟斌的肩膀后面放弃操场吧。”事后，孟斌冷静下来，向詹大年介绍了原因，并道歉。

詹大年的三个微信账号拥有数万好友，每天回复数十条家长信息。詹大年说，许多家长前来咨询，并送孩子去寻找一剂“药”，这让他很尴尬。在他看来，丑小鸭中学不是一个即时的处方，它不能像修理店那样“改善”孩子。

詹大年认为，丑小鸭中学更多的时候扮演着保护者和同伴的角色，与孟斌坐在一起。激烈的反抗就像青春期的感冒。总有一天，他会康复的。如果他什么都做不了，“保护生命就好了。”

在和平环境中，和解更容易达成。郝伟的父母和儿子一起在学校过中秋节。在学校的中秋晚会上，郝伟是主持人，郝伟的父亲在台上用手机拍照。晚会结束后，郝伟迈出了第一步，尴尬地与母亲交谈。

郝伟的父亲慢慢发现了儿子为什么生活在“学吧”的幻想中。郝伟很小的时候，他和妻子就到南方的广东外企工作。丈夫和妻子脾气暴躁，他们的负面情绪在家里发泄，忽视了对儿子的照顾。郝伟一直都很独立，但他渴望得到父母的关注，要想得到爱，他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像他的堂兄弟一样好好学习，然后上一所好大学。

“当时，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我们似乎只赚了钱，改变了物质，失去了太多精神。”在发现郝伟的心理危机后，他的父亲意识到了他的问题。去年，他辞掉了工作，希望能有所弥补和改变。

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丑小鸭”都能成功地变成“白天鹅”。去年，昆明一名当地学生被送到丑小鸭中学喝酒。7月，他因某种原因离开学校，在外出六个月后死于意外。几年前，一个男孩被离异的父母“踢来踢去”当球。当他在丑小鸭中学时，他请假回家，但没有回来。后来，他因抢劫、绑架和强***被判刑。

对于2000多名从丑小鸭身上出来的孩子来说，詹大年缺乏准确和系统的追踪。他坦率地说，他的精力有限，倾向于使用感性标准。“如果成功率是以一个孩子是否能正确认识自己和面对生活来衡量的，那么丑小鸭的成功力量是100%”。

随着丑小鸭中学的普及，一些有争议的声音也出现了。每学期近3万元的学费是否阻止了更多来自普通或贫困家庭的“问题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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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不想经营一所普通培训学校。”詹大年表示，这类学校的办学成本较高，1:3的师生比例远远高于普通学校。“成本是其他学校的20倍”，他不打算引入资金。

对于詹大年来说，丑小鸭中学存在的意义是一个研究基地。在现有规模上控制人数更为方便。他计划建立一个课程平台，以视频的形式传播他的教育理念。“如果根本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开100只丑小鸭也无济于事。”詹大年说：“办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这所学校。”

9月24日，一名14岁男孩向记者展示了他手上的纹身。他说：“在手上纹个笑脸，提醒自己要快乐。”。新京报记者李钊摄

今年7月，丑小鸭中学从古镇迁至瑞星村。沿着蜿蜒的山路行驶，穿过农田、果树和一簇簇生机盎然的三角梅，我们可以到达山上的新校园。

教学楼的窗台被密封，冷铁丝网被环保原木取代。学校的墙交给了同学们，允许他们自由涂鸦。食堂被设计成书吧，可以随时就读。第二年，詹大年计划推出一套在线视频教学资源，供家长随时开会分享。最近，詹大年还看中了学校外海拔1950米的网站。他兴奋地想把教室搬到户外，“从果树上开始学习中文、物理、化学和生物。”

“让我们为孩子们建一间大教室吧——在山上、河边、森林里、在野洞里……在那里蓝天白云安顿。”詹大年说。

（云涵、郝伟、孟斌为笔名）

新京报记者李钊

编辑袁国力

校对人：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