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女子学校

张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早在20世纪30年代，教会学校就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但教会学校的迅速发展是在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因为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许多条约提供了法律保护。

北京的教会学校大多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立的。1861年，美国外交使团委员会、伦敦使团、教会传教士协会、长老会北使团和卫理公会以色列-美国使团相继来到北京。随着教会在北京的建立，传教士在教堂或自己的家中开设了几所类似于中国私立学校的小编（礼堂），以招收学生，这是北京教会学校的前身。

1825年，英国的格兰特小姐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教会中国妇女的学校，这是第一所为中国以外的中国妇女开办的教会学校。鸦片战争后，五个贸易港口***开放。1844年，英国的玛丽·安·奥尔德西在宁波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他们对洋务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对西方知识的渴望继续增长。因此，传教士在中国逐渐站稳脚跟后，发现原来的小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教会开始扩大学校规模，提高学校水平，教会中学开始出现。随后，传教士女子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建立传教士女子大学。戊戌变法前后，一批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谈论妇女教育的重要性。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政府和公众对妇女教育态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认为在中国建立女子大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女传教士人数的显著增加和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也为当时建立教会女子大学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华北女子联合学院应运而生。

成立华北联合女子大学

1864年，美国传教士伊丽莎·J·布里奇曼夫人在北京灯市口大街以北的大格胡同14号购买了一处房产，出资建造了一栋房子，并创建了一所“贝曼”女子学校。“伯曼”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的丈夫e·g·布里奇曼先生。这所学校最初规模较小，只教授小编水平的课程。学校的老师大多是传教士，教圣经、英语、西学等课程。由于该校还开设中文课程，因此也聘用了中文教师，但人数很少，不参与学校决策。最早的学生主要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孩和街头的乞丐女孩。

贝曼女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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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志文夫人在1868年退休前独自主持学校事务。后来，这所小编由北京会众管理，取而代之的是M.H.波特。当时，学生人数为16人。它曾于1870年关闭，并于1872年恢复。1882年，薄熙来神父被调到山东，J.E.查宾女士继任总统。1889年，伯曼女子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34人。1889年，M.E.谢菲尔德被指派负责女子学校。

1895年，北满女子学校开设了四年制的中学课程，取名为“比之文中学”。当时有72名女中学生，第一名学生于1899年毕业。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所有的学校建筑都被烧毁，三分之一的学生被杀害。剩下的学生躲在英国大使馆，然后集中在一个临时住所里几个月。

1901年，薄牧师回到北京，计划重建北满女子学校。学校位于北京市南部，与邓石口中学（1902号）校门相对应的是邓石口中学。重建项目在第二年完成，许多新校舍被添加到学校。按照中国的传统，小编叫小编，中学叫中宅，大学叫书院。因此，新校舍的大门上刻着“北满中学”，教学楼的入口处写着“北满中寨”，小编更名为“培源小编”。1903年，传教士伯莎·P·里德和鲁埃拉·米纳分别从保定和通州来到北京，讨论建立女子大学的问题。

麦是华北大学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1887年，麦克米伦作为美国教会挑选的志愿者前往中国传教。当她第一次来到一个不懂汉语的国家时，她在河北省保定接受了短期的汉语强化培训。第二年，她来到美国教会在通州创办的陆河中学教授地质学和心理学。1903年，麦美德被聘为北京贝曼女子学校的第三任校长，并开始在中学的基础上开设一些大学级别的课程。1904年，该校学生毕业时已学习了一年的大学课程。此时，华北教育联盟也为该校招收了新学生，并决定在伯曼女子学校的基础上发展一所女子大学，作为该联盟的一部分。此时，建立女子大学的时机已逐渐成熟。

正如《中国与***教学院》（1850-1950）一书的作者杰西·格雷戈里·卢茨（Jessie Gregory Lutz）所说，“有时很难确定这些大学的成立日期。尽管有几所学校是作为高等教育学院成立的，大多数是从小编、中学和初级学院发展而来的，但伯曼女子学校的成立日期并不明确。”。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华北女子协和医学院正式建成时间为1905年。学校原名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校长由北满女子学院院长麦美德兼任。该校英勇女大学生的形象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麦美德曾骄傲地说：“南至长江，北至北极，东至太平洋，西至甘西木炭馆，如果是一个大地方，这所女子大学的责任也很重。”面对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师资不足、校舍日益拥挤、教会经费不足等困难，麦美德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勇气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学生喜爱。一年后，美国-以色列-美国协会下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福州成立；另一所著名的传教士女子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于1915年在南京正式开学。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

1913年，北满女子学校校长委托他人担任后，麦美德得以全职负责华北协和女子学院的工作。曾在北京市东城区和福家路买了166栋左右的校舍，解决了东城区小编校舍不足的问题。这个小院占地10多亩。它建于明代嘉靖年间。这是卖***严嵩之子严世凡的住所。清初，顺治县通飞（康熙之母）的家人童国伟就住在这里，所以叫通府。辛亥革命后，教堂买下了这栋房子，院子里的中国建筑被改造成了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师之家。后来修建了学生食堂和宿舍，功能日益完善。

1916年，华北协和女子学院迁入同府，更名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有30名学生，而邓石口学校大楼是为中小编保留的。1920年，华北联合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成为燕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麦美德被任命为延达女子学校的第一任艺术和科学负责人，直到1922年离开延达。尽管她在这个职位上只工作了三年，但她为燕京大学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使其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男女同校的高等学府。对于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的创始人麦美德来说，斯图尔特称赞她是“一位具有罕见洞察力和工作能力的女性”。为了纪念麦美德对燕京大学的贡献，燕京大学在海淀成立时，以麦美德的名字命名了女子系办公楼矿工厅的双子楼，并将其中文名字命名为“北亭麦峰阁”（南亭为甘德阁），并在馆内悬挂了一幅麦美德的大图。

课程与爱国运动

虽然成立了女子大学，但华北女子联合学院和其他几所教会女子大学的规模都很小，这与20世纪初中国女子教育没有重视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华北联合女子学院成立之初，资金来自教会助学金和个人捐款。图书馆和实验设备都很简陋。教师和课程的数量非常有限。只有两名教师、三名助教和四名学生。1910年，学生人数增至10人。“不仅如此，能够坚持就读到毕业的学生人数较少，辍学的比例也很高。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成立于1905年，1920年并入燕京。毕业前后共有毕业生72人，其中本科生31人，大专生41人。“除了学生少，教师少也是当时学校规模小的一个原因。1905年后，中国海关、商业公司、政府学校和政府机构雇用了许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工资比教会学校高得多，因此许多教师离开学校赚更多的钱。根据1918年《华北妇女联合会报告》“前三年聘用了五位中国文学教师，但没有一位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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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协和女子学院成立之初，学制为两年预科和三年本科。设有数学系、自然科学系、中国古典文学系、历史经济系和圣经、心理学、伦理学系五个系，共26门课程。无论学生主修哪个系，他们都应该在其他系至少选修一门课程。同时，作文、书法、音乐、体育和艺术等必修课也是必修课。1909年，第一批女大学生（3人）从学校毕业，但此时她们无法获得学位。华北联合女子学院并入燕京大学后，由于生源短缺，没有像男子学校那样取消预科课程，而是保留了原有的学制。1922年，女孩们也开始在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圣经》自然是学生的必修课，学校有浓厚的宗教氛围。然而，随着教会学校职能从传教向教育的转变，这种宗教思想的影响相对减弱，学生中非***徒的人数也在增加。

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中华民族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华北联合女子学院由西方教会管理，但在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华北联合女子学院的学生和其他国立大学的学生一样，积极参加了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此外，与国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学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的接触更直接，思想更活跃，自由度更高；同时，由于受到一些外国政治势力、宗教和种族偏见的更多直接刺激，也更容易产生民族抵抗和孕育革命思想。

谢婉莹的毕业照

1915年，北满女子中学和华北协和女子学院的学生参加了反对袁世凯背叛《二十一条》的斗争。谢婉莹（冰心，1914年考入北满女子中学，1918年考入华北联合女子大学预科）和李德权（1911年考入北满女子中学，1915年考入华北联合女子学院）是当时的参与者。当时，李德全是伯曼女子中学学生会主席。她带领同学们来到中央公园（今天的中山公园），并在讲台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她说：“不要瞧不起我们中国人！我们四万人一口唾沫就会淹死日本士兵！”当时，学生们捐出爱国的钱，并发誓不买日本货。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学校也参加了。在***政府的学生代表团中，有一位名叫钱忠辉的女性代表，她是华北联合女子大学的学生。1919年5月7日，华北女子联合书院、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女子医学院、北满女子中学等女子学校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召集我们的代表参加巴黎和平会议，并致函总统，要求“对于失去权力、侮辱国家、愿意讨好外国人的叛徒，请立即停止责骂，感谢世界。”1919年6月3日和4日，北京各学校的男学生在街上发表演讲，被北洋政府逮捕。这种行为引起了女学生的强烈愤慨。华北女子医学院和北河女子医学院的第一批女学生于4月15日提出请愿。此时，华北协和医学院女子大学的学生肩负着个人、家庭和国家的重担，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爱国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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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入燕京大学

随着教会大学的不断发展，教会大学的成本逐渐增加，而贫穷的教会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收到的捐款逐渐减少。毕业后从事教学的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很少，并呈下降趋势。由于教师短缺，贫穷的协会实际上需要联合办学。尽管在1877年，传教士卡尔文·威尔逊·马特尔（Calvin Wilson mateer）提议联合管理穷人协会，但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教会学校被摧毁，教会大学学位不被承认，传教士才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义和团运动后，在北京的***教传教士开始讨论联盟。上述华北教育联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直到十多年后，由于分歧和其他原因，双方的共同努力才取得了成果。义和团运动后，北京***教会利用清政府的部分赔偿金，决定在中国建立一所高水平的联合大学，即后来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由五位***教传教士联合组织：美国长老会、美国以色列美国教会、美国以色列美国妇女协会、英国教会和伦敦教会。1916年，“信托部”和“董事会”分别在纽约和北京成立。1919年1月30日，美国传教士雷顿·斯图尔特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同年，汇文大学和通州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

虽然当时中国没有男女同校的先例，但司徒雷登试图说服华北联合女子大学校长麦美德。1919年至1920年，华北女子联合学院逐渐并入燕京大学，更名为燕京女子大学。合并仪式于1920年3月15日举行。作为华北协和医学院1918届会议的学生，谢万英（冰心）出席了仪式，并写了一篇文章《燕京大学男女学校党的志生》，详细描述了这一场景。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雷顿·斯图尔特、华北联合女子大学前校长麦美德、教育部参赞邓志远、北京男性学术界代表蔡元培等都在合并仪式上发了言。麦美德被任命为燕京大学女子学院第一任文理科主任。

并入燕京大学后，女子学校仍在同福（校址位于北京灯市口同福家岛）。直到1926年，女子学校和男子学校（校址为北京崇文门汇佳工厂）才迁至城外的海淀（北京大学现在所在地）。1928年，男女学校完全合并。从此，燕京大学女子学院的名称不再使用。为了更好地保护女学生和女教职员工的利益，在学校管理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妇女部，一直持续到1941年12月成都燕达时期。北平燕达恢复后，女子部的特色也逐渐淡化。1952年，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并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

1926年燕京大学女子学校搬迁后，北满女子中学高中部迁至同福，中学部仍在邓石口公理医院。1927年，经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命名为北平私立北满女子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该校被日伪当局接管，曾更名为北京市第四女子中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同年9月恢复命名为北满女子中学。目前，学校已发展到高中9班、初中12班的规模。1949年北平解放后，学校于1951年更名为五一女子中学，高中部仍设在同福（1952年更名为女子十二中），结束了北满女子中学前后87年的历史。自1966年10月***开始以来，第12女子中学遭受了严重灾难，停课一年多。1968年复课后，学生们进入了附近的学校，有男有女，学校名称改为宏伟中学。1971年，学校更名为北京166中学。2003年7月25日，学校合并了原128所中学和原164所中学的初中部，开始在东、西两个地方办学。现位于同福家路3号同福大厦旧址，是166中学的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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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1905年成立的华北女子联合学院，到1916年由佟福更名的华北女子联合学院，再到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后的燕京大学女子学院，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长期没有独立存在，学生人数不多，但它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知识女性。例如，1911年毕业的丁淑静曾担任中国***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毕业的李德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部长。谢万英（冰心），1918年学生，1923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被派往美国学习，成为世界著名作家。

华北联合女子大学等女子学校的出现和存在，无疑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封建落后教育体制的巨大冲击和挑战。同时，它对清末民初的教育体制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1907年3月8日，清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女子小编章程》和《女子师范学校章程》，该章程“认可”了女子教育的法律地位，并正式将女子教育纳入学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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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20年华北女子学院并入燕京大学时，北京大学有女学生，但十年后，北京大学才真正有女学生报名。华北联合女子大学的合并使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同校大学。此外，在首批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的九名女生中，两名英语专业的学生Xi珍和查晓元是华北联合女子大学的学生。华北女子联合学院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填补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空白，为培养近代中国第一批知识女性做出了贡献。它在中国妇女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原文发表在《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作者删除并修改了本文，并省略了注释。）

编辑职责：钟源

审核人：徐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