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下文中《麦可思研究》简称“《麦》”，范唯处长简称“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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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为什么策划了《2012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高职质量年报》）和《2012•发现高职》（以下简称《发现高职》）这样两份风格迥异的报告？
范：教育是公益性的，教育投入主要靠公共财政，社会要享受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带来的贡献，投资方和接收方都很关注办学质量。所以教育应该对社会有所交代，这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里是有要求的。
而去年开始实施的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无论是本科还是高职院校，总体上还是一种教育领域内部交流的语境和方式，很少看到公众能够读得懂的东西。教育内部交流固然非常必要，但面对公众也十分重要，所以学校、省、国家各层面都应该做这种报告。
开始的时候只做了《高职质量年报》这一份报告，但在它快成型时，我们发现它有一个缺陷——不能够从一种活色生香的视角，以吸引眼球的表现形式，让最最大众的老百姓在几分钟内抓住高等职业教育最鲜明的特点，并可能留下深刻印象。其实，任何一份报告，尤其是在第一次做时，想表达的东西是很多的，但很难在一个报告里面都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会选择最想表达的重点。《高职质量年报》的核心重点放在了高职在教育领域的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及其面临的挑战上，但对于阐述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本身的特点上，这份报告是欠缺的。如果在同一份报告里再增加这些内容，会把报告撑得很长很大，而且纯粹用文字来表达是有局限的。我们想尝试用一种更加活泼的方式，来表达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特征，所以就有了《发现高职》。这两份报告其实各有重点，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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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您期望这两份报告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范：新时代高职发展已经经历了12年一个轮回了。但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只知道“大学”、“中学”，最多知道“专科”，还分不清“高职”和“职高”。社会对“高职是什么”仍然非常陌生：它是培训还是学历教育？它难道是高等教育吗？……人们很难把它与大学联系起来。我们今年就是要让社会知道，大学里还有一类叫高职。
对于那些已经对高职有所了解的人来说，我们期望能让他们更系统和鲜明地了解高职的特点与价值。其实，参与两份报告策划、编撰的人，包括李进、马树超、我，在报告完成编辑之后，也对高职又有了新的理解。我们自己在高职领域做了这么长时间，之前也还没有真正静下心来回头系统地看过这件事情，正像《高职质量年报》中所写的那样，这“是高等职业学校办学者、管理者与教学者梳理过去、厘清现状、展望未来的一种努力与尝试”。昨天有两位高职校长过来，我们向他们展示了两份报告的清样。他们看完后特别感动，发现原来自己做的事情这么有意义。
《麦》：为什么选择在今年，在7月这个时点发布两份报告？
范：从教育部的工作部署来说，根据高职的三级发布（学校、省、国家）制度，学校从2011年，国家从2012年开始发布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所以是在今年。
选择在7月，是因为此时是毕业季、招生季，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暑期档，又是大学生进入实习阶段、或是毕业生就业上岗的一个出发点，6~8月是全民关注教育的黄金时段，7月正是最好的宣传时点。
《麦》：明年还会再做这样两个版本的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并发布吗？
范：我想是会的。人才培养质量年报应该每年做下去。现在第一年的报告内容涉及相对较广，以后每次年报除整体的质量发布外，还会关注一两个特别的点，作更深入的分析。我们也在考虑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做《发现高职》这一系列的报告。今年是从学生视角，明年可能是教师视角，以后会是用人单位视角，或者不同行业、产业领域视角。学校有四大任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今年侧重在学生培养的教学领域，后面我们会从学校为产业提供的技术支撑、对整个社会的服务、对文化的传承来着手，每年会有各自的侧重。五年、十年后，我们把这些报告放在一起来看，就是整个高职发展的轨迹和历程，而且会逐步丰富和涵盖到它的各个方面。在一本报告里写很多，把它做得很厚是不可取的。
《麦》：您认为在学校层面做质量年报时应该注重什么？也需要做出不同版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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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高校应该明确报告的目标读者群是谁。我感觉现在网上发布的一些报告并没有做得通俗易懂，非高教领域的人看不太懂，或者没有兴趣看下去。但其实人们是有权利看懂的，现在公布的报告没有为实现这种权利提供便利。
这样老百姓不禁会问，高校做质量年报到底是给谁看的？我觉得教育内部交流非常必要，也有给上级部门看的需要；但其实教育部文件中强调建立质量年报发布制度时，更多地是希望公众能够看到、看懂。高校可以只做一个版本，也可以做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版本，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高校应该有内部的版本，但我们更希望看到大家能够发布真正面向社会大众的版本。从去年到今年发布的质量年报很少有做到这点的，这可能也是质量年报没有引起社会关注的原因之一吧。质量年报做得好的话，是学校品牌面向社会的推介和宣传，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应该利用好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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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在《发现高职》中，一直都在强调高职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大学，是一种不同的教育体验。高职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
范：简要来说，高职院校是高等教育框架下的强调职业导向的大学。以校园为例，高职除了也要有大楼、漂亮的校园，还会将本校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或者最核心服务的行业文化（高职具有很明确的行业指向）的元素融合到校园文化之中。这让学生从进来读书开始就培养他们逐渐熟悉和接纳这个地域、这个行当的文化。这种养成教育体现了高职校园的不同。比如，《发现高职》里有一幅图是“金融桥”，就体现了学校将金融行业的诚信及经贸文化理念融入到校园中。
再以课程为例，当然高职也有大班教学，但我们十分强调手脑并用的课程，提倡与工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学中做、做中学、做中用。高职强调项目教学、实训实习，教学的内容不仅来源于书本学科，更多地要来源于实际的工程项目，用真正的项目来做训练。这是跟传统的大学不一样的地方——既讲究育人，也强调这些孩子出去后就能上岗胜任。这是高职的一个核心特点。高职教师的聘用也体现了这一点：我们有传统的具有高学历的教师，但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其行业背景，应该在行业里站得住；高职院校还请了很多行业的高手来教学，使学生能够得到第一手的经验传授。
《麦》：作为一种新兴大学，高职的存在和发展对完善高等教育体系的价值是什么？
范：首先，我认为高职充分体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的多元性。往前推十年、二十年，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还可以容忍高校都走象牙塔式的教育之路，容忍“百校一面”。但现在已经到大众化阶段，统统办成一个模子的大学，高职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高校办学的多样化才能促进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高职相对均衡的区域布局，使高等学校普及到“三线”城市，走进社区、服务三农，大大地推进了社会的和谐进步和经济发展。全国95%以上的地市都至少都有哪些高职学校，相当一部分高职学校还是当地仅有的高等学校，少数高职学校甚至坐落在县域中，在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同时，还担负起促进当地文明建设、推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
《麦》：作为职业教育高等阶段，高职的发展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什么样的意义？
范：在传统的观念里，过去职业教育更多地是一种单项技能的培训，并且特别看重其熟练程度。这种职业教育，教育目的不够丰满，也不强调对一线技术的应用与研发，对现场管理程序的优化，对工艺的改进。其实，科研成果要变成产品、商品、生产力价值，工程设计要变成操作工艺、生产流程、管理程序，是需要一个“落地”转换的，而这些正好是高职的长项，所以它对我们国家目前产业转型升级非常重要。高职对职业教育的意义是真正搭建起了一个产学研结合的平台。人是高职对社会发挥作用、做出贡献的载体，高职只有通过其毕业生、教师实实在在地服务于各行各业的各个岗位，挣得好口碑，才能真正塑造起“高职形象”。
《麦》：高职目前发展和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到底是什么？
动车组驾驶与维修专业
为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范：原来高职战线上总会说，“前有押兵，后有追兵”。“押兵”指的是应用本科，“追兵”指的是中职。高职其实是生存在夹缝中，从教育类型来看似乎“高不成，低不就”——说你学位高，理论深厚，你干不过本科；说你单项技能娴熟，你干不过中职。但经过分析，我们发现高职对于一些较低端、不够发达的产业，对于相对末端的、中小微企业，对于中小城市，是具有高端引领作用的。本科生、研究生不容易下去的，就得靠高职生领着大伙儿往前奔。对于高端产业、大型企业、研发机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人说高职做不了，但其实高职对这些地方的一线岗位是有很大贡献的。比如，《发现高职》中有一个案例——“‘神九’团队里的高职生”，“神九”设计得再好，也得靠有人一个一个零件制造出来。能承担这些精益制造的，就是高职人才。所以，高职面向大量的辅助岗位，是有巨大支撑力的。这是高职真正的发展空间，而且这种空间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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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质量年报》也好，《发现高职》也好，其中都以大量的调研案例和数据支撑起来，很多学校、很多地区已经趟出了一条路。这些案例的突破和聚集的智慧，如星星之火越来越多，形成良性循环后，自然就会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