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光：后危机时代中国应开拓发展新思路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华国际访谈。瑞士小镇达沃斯每年都会迎来一批特别的客人——世界经济论坛的贵宾。在这个冰雪小城里，各界领袖齐聚一堂，寻找着带领全球经济走出寒冬的良方。31日40届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落下帷幕。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为我们深入的解读这次达沃斯年会。

    主持人：本次达沃斯年会的主题是，提升世界格局：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构建。您觉得本次年会为什么将三个"重新"定为主题？

    王小广：第一，全球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大家觉得2010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开始新的征程。第二，2010年之后，世界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危机前、危机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所以“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构建”，实际上是重新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全球都要冷静下来去思考、设计和规划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新时代”的未来。

　　主持人：这个新时代应该叫什么？

    王小广：现在的说法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也叫“后危机时代”，在这个时代，全球从严重失衡到格局均衡，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会逐渐平衡、安定，但这样一个时代在变化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消极面或者矛盾摩擦。

    主持人：除了“后危机时代”这样一个新特征之外，在这次达沃斯论坛中，您最关注什么议题？

    王小广：“后危机时代”是个外部特征。而我们还要关注现实问题，就是要迫切地考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全球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好不好实现有序，而且不会出现大波动。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目前在全球可能会形成一种趋势，我们要怎么破解这个题目，我对这几个问题是比较关切的。

　　主持人：在年会上李克强副总理发表了特别致辞，表明了中国的态度，您觉得中国的主张会产生好不好的影响？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角色将会如何转变？

    王小广：我们的话语权不断增加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因为我们的影响力在提高，我们的经济不断地发展。虽然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人均水平还比较低，但是中国的规模和影响对世界经济来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中国经济有长期增长的趋势。

   特别是去年“金砖四国”新兴经济体领导人会晤，以及20国集团会议，都体现了中国的地位。全球是多极化的，但不可否认，无论在危机之中或者危机之后，我们这一极对世界的稳定和拉动作用是备受瞩目的。特别是国内这个大市场，对很多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国际社会特别关注中国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国的影响力是一个量的增加，未来可能有某种质的提高。

主持人：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谈到："当前以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制存必须改变，人民币将来成为一种国际货币也是必然的趋势。"您觉得人民币距离国际货币还有多远？ 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

    王小广：现在后危机时代也分两个阶段，第一步，前五年或者前十年，元的地位是无法彻底改变或者撼动的，实际上全球如果缺乏元中心的话，各国货币也会更不稳定。

    人民币在这五年、十年之中应当走向区域化，在周边或者亚洲国家中增加人民币的影响力。人民币彻底取代元，我觉得这个不现实，20年内都很难。但10年内，元的地位和角色会发生变化，结算货币会趋向于多元化。 未来十年，对人民币来说是一个酝酿补充、逐步开启自己的国际化道路的过程。

    第二步，后危机时代是一个可能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未来国际货币趋于多元化，但不能说人民币就是主导，结算货币多元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要太过于乐观，不是说推翻现状就是好的，我们还需要元的稳定作用。不能把元理解为一个单独的结算货币，它之所以成为国际货币，背后是有综合实力作为支撑，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保持大的框架不变，增添新的元素来平衡它，我觉得未来会出现一个新的货币结构。

    主持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王小广：首先，需要保证人民币能够自由流动、自由兑换。现在自由兑换我们还没有做到，因为现在条件还不够成熟，金融上还有很多问题，如果金融完全放开恐怕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些风险。

    第二，人民币要想完全成为国际的主流货币，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产业竞争力。我们的优势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规模特别大的产业上。但是货币多、规模大，并不是国际货币的一个标准，而是它内涵着的竞争力、金融优势以及整体优势。我认为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从发展水平和产业技术来讲，中国还是一个在中等甚至偏下的水平。

    第三，金融上的积累。中国人喜欢渐进式的成功，让人民币非常安全。这些年，周边国家把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甚至有一些人民币互换的协议，这些都是好现象，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后走上成熟。实际上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区域化，而不是全面的国际化。

 主持人：您认为当前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如何？

    王小广：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环境会非常复杂，总体来讲比过去的20年要严峻。过去的20年可以说是黄金期。但是未来，我认为全球贸易增长可能会放慢，全球贸易也会有很多摩擦，我认为存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大于过去的20年。

    好的方面是，未来20年可能就是一个均衡化的过程，这个均衡对中国来说就有很多好处。但是发达国家作为传统力量，它还会起很重要作用，但是整体来讲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包括增长速度会放慢，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会抬头等问题。

    主持人：那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发展有哪些冲击呢？

    王小广：首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会让经济增长放慢，全球失业率增高，对我国吸引国际投资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直接影响出口。假如不改变出口结构，那就意味着还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竞争力上讲，印度、越南比我们差10年—13年，也就是相当于我们90年代中期水平，那我们90年代中期的优势是什么？劳动密集型优势。这样会进一步挤压我们的出口。所以后危机时代国际环境趋紧，对我们出口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必须考虑到外需，逐步减弱对它的依赖，同时改变出口结构，这样才可以应对这些冲击。

主持人：在我国今年发展中特别强调两句话："保增长，调结构"，在您说的这种外部环境趋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调整结构呢？

    王小广：无论金融危机发生没发生，实际上中国结构调整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结构调整在危机之前已经发生了。现在是重新认识我们政策的时候。

    第一，保增长，随着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而且在金融危机中我们的一些应对措施还是很充分的，所以保增长不是什么问题，所以保增长应该退居第二位。2010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它是危机后的第一年，同时明年中国将开启“十二五”——新的发展规划。所以我认为结构调整是核心，一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创造好的局面。就是说，保增长完成了就不要再去保增长，因为保增长很多措施都是短期的，我认为短期的东西在2010年已经产生很多负面的东西，包括资产泡沫、产能过剩，这些跟货币政策过多刺激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要适当地调整这个政策，给结构调整创造空间。

    2008年底到去年7月份的时候，是抢救期，现在是在疗养期，抢救不能长期进行。所以首先要让政策常规化。常规化有几个好处，它不会让一些问题继续发展，同时给结构调整创造一个空间，结构调整需要一个相对紧的环境，也就是需要有压力。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在8%—9%的范围内，这个速度对中国来讲不是很高，但是这个速度最有利于结构调整。所以现在不能追求高增长，要在稳定的情况下，给市场一个压力。

    第二，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的泡沫问题。比如现在想投资，人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投资房地产，没有人想去创新。如果要不解决这个问题，创新的问题就很难。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创新，所以要把房地产的问题比较好的解决，给结构调整创造一个好的条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做一些鼓励结构调整的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实际上现在已经做了一些，比如，十大行业振兴计划。

    我认为十大行业振兴规划中，应当重点抓两三个产业，最多五个产业就够了。比如新能源行业、汽车行业等。汽车行业要建立自主品牌。通过五年、十年，在全球汽车行业总体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就有一个成长的机会，本土的汽车行业以后可以有雄心跟丰田、德国大众竞争。汽车行业调整过来了，我们的钢铁行业结构调整也调上来了，需求调整，然后是产业结构调整这样一条路。

    比如装备制造行业，全球除了高科技以外的大产业，实际上都是面临着困境，这恰恰是我们利用的一个机会，所以结构调整要认清大的方向、认清重点，不能完全是光讲道理，光喊口号没有用。

主持人：有人说，在金融危机乃未见底的时候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今年经济出现复苏，很多人懂得更多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王小广：这次大危机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启动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特征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所以这当中有许多人不适应这是必然的，肯定有很多迷茫、不确定，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企业家，包括我们的一些官员，一定要考虑未来的这个时代是和过去时代不一样了，我认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企业家，他们还是按照过去的方法来做事。他们认为危机过去了，一切都正常了，这样理解就有问题，他没有认识到“后危机时代”是一个新时代。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中国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我认为这基本上都是旧思维。

    新时代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需求结构、产业方向、整个政策都需要重构。去年，危机的影响有多深远尚不清楚，国家政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效果也很明显，但是下一步主要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结构问题，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城市化加快，包括体制上的一些重要领域要深化改革。比如说刚才说的几个产业结构调整，一定要有新的结构的变化、体制的变化，这样才可以创造中国新的增长。围绕着趋势，我们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要能够预测到未来的变化，然后现在就开始做，一点一滴的去做，不可能一下子就有成效。现在最需要的是模式的转化，我们的发展模式要重新调整。实际上具体怎么做无论是在国家来讲或者在企业来讲还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完全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