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袁春林）前不久，记者走访了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一些大学。其中，中国学生熟知的“八大大学”是中国知名的重点大学，如昆士兰大学；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新大学或职业学院。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学校，给记者留下的最突出印象是，国内高校经常喊出的口号“以学生为中心”，已经在这里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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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规定，学习必须认真
以国内高校常见的几个校区为例。近年来，国内高校纷纷新建校区。老校区和新校区之间的距离并不近。对于学生来说，去不同的校园上课和工作并不容易。虽然许多学校已经开通了校车，但校车之间的长时间间隔和拥挤的工作人员让学生感到非常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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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的大学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里很少有大学只有一个校区。以昆士兰科技大学（QUT）为例。它在城市里有两个校区。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两个校区之间每隔15分钟就会有一班校车。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可以凭证书免费使用。校车由政府资助和管理，学校只需支付少量资金。
对于学生来说，校车的便利性极大地抵消了在两个校园之间奔跑的痛苦。跨校区选课和处理事务对学生来说并不太麻烦。
还有一个图书馆是同学们最常接触的地方。
与国内图书馆组织良好的桌椅不同，昆士兰大学图书馆的桌椅，无论是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学校，都更类似于餐馆。桌子上有几把椅子。同一组的学生可以坐在一起，同时讨论和学习。这里的学校认为，图书馆不仅是学生自学的地方，也是学生交流思想的地方。因此，在一个类似大厅的位置，有软沙发。学生可以坐下、躺下、半躺下，这取决于你的姿势。没有人规定思考时必须坐直。在图书馆学习的学生不带电脑没关系。学校将提供免费上网的电脑。
无处不在的网络“咨询师”
国内高校的网络普遍很发达。许多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发现，同等发达的外国校园网有着特别的用途。
谢是格里菲斯大学的学生。在此之前，她在中国的一所两年制大学学习英语。当她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和许多大一新生一样，她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感到特别无助：外国大学不像国内大学。班上还有一位辅导员。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找一位顾问。当你在国外遇到问题时，你会给谁打电话？
很快她发现，虽然没有辅导员，但学校有一个巨大的无形网络支持系统，使得“辅导员”无处不在。
其中一个系统叫做“问我们”，它回答了所有关于工作、学习或生活的问题。
一名护士护理专业的学生被房东吞下了100元押金。该学生去学校询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被告知要求房东出示相关许可证。第二天，学生打电话给房东。房东在听到这个问题后立即跑掉，成为一个“归档”人。
对于外地学生，格里菲斯大学也有一个特别的英语帮助。通过这个系统，非英语母语者可以寻求各种帮助，例如在家庭作业方面寻求帮助。
朱是阳光联盟与国内高校合作的交换生。在这样一所新建的学校里，朱发现在国外的大学里找老师是容易的，也是不容易的。在中国，只要老师在办公室，有时间，你就可以推开门去找老师，但常见的情况是老师通常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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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国外，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如果你想找一位老师，你必须先找到办公室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你可以自己指定一位老师，也可以让对方帮你预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在周末或平时帮你预约一位老师。无论老师有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尽快与学生见面，并给予详细的指导。
外国高校教师的“岗位美德”总体上是很好的。只要学生发邮件，他们很快就会收到回复。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外国大学中有许多“自助”项目。例如，国内学生习惯于去复印店。在国外，有复印机。只要你输入你的学号，你就可以自己复制。
集体学习取代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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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最深切的感受是他们习惯于在家自学。当他们出国时，一个共同的家庭作业是在小组讨论中完成的。
谢在格里菲斯大学的作业也基本上是分组完成的。团队成员应相互打分。学校的教室大小不同，以适应不同规模的小组讨论。此外，每节课都有录音、音频和PPT。不能来的学生可以在线分享学习内容。
朱说，他在国内大学四年写了一篇论文，但在这里一个学期写了五篇。无论她写哪篇论文，她都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一组完成的。
与国内高校不同，这里的作业也应该是在线的。谢的学校，所有作业都提交到互联网上。这所学校有一个特别的系统来指出家庭作业中的问题。老师对他的作业要求很严格，他的名字、时间和格式都不允许出错。更不用说在中国常见的剽窃行为，有一个自然的系统来审查学术是否规范。
外籍教师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让许多中国学生大开眼界。一位国际学生说，一次上课，老师给大家一个模型，一位中国同学立即拿出手机拍照。老师要求他们删除手机上的照片。外文书很贵。一本书100元。二手书半价50元。复印只需20元。为了省钱，中国学生抄课本，但当他拿着抄的课本提问时，老师拒绝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