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鸣：警惕制约高职教育发展的四种不良倾向

    如何及时、全面、有效地解决高校办学浮躁、人才培养功利主义、办学理念虚无、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

防范制约高职教育发展的四种不正之风

　　■ 安徽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吴一鸣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正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全面发展转变，从共同发展向特色发展转变，从“独来独往”向合作办学转变。通过国家和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规划的实施，以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探索创新为引领，高等职业教育在办学内涵、校企合作、校地合作、，学校与学校的合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然而，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宏观背景下，在高职院校梯队模式的整体发展形势下，在生源危机表明高职院校面临洗牌的现实中，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着四种不利的“倾向”，需要高度重视和解决。

　　一是办学冲动。十多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使得许多原本由中等职业学校合并升级和成人高校改制而来的高职院校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最直接的受益者。在1000多所高职院校中，学生超过10000人的情况并不少见。从积极意义上讲，这一规模扩张过程不仅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全面凸显了其在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政策引导的规模扩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高职院校办学急躁的倾向：专业设置过于完善，难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接轨；死记硬背的课程体系难以适应专业岗位的实际需要；在人才培养中急功近利，自觉或不自觉忽视教育教学规律；在师资队伍建设中追求高学历、高职称，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教学能力特别是实践教学能力的适应性；在干部队伍方面，速度突飞猛进，行政化甚至官僚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在校园建设中，我们应该追求伟大和创新，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校园内涵建设等等，这种浮躁的倾向已经成为高等职业教育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的重要障碍，甚至是首要障碍。 

　　二是人才培养的功利性。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建议》中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服务型、就业型的，这也是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定位的最权威的政策声明。然而，纵观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存在着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即对“服务导向”的重视不够，而对“就业导向”的重视过度。究其原因，可能是高职教育自身实力有限。就目前而言，在为本地区技能人才的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方面，确实很难有所作为并取得成果。然而，它在毕业生就业方面具有天然的先天优势，可以形成可见和有形的数据资料。在办学方面，虽然许多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但全国高职院校过于注重“以就业为导向”，只把自己当成高级技术职称能人才，这是普遍现象，甚至作为持有专业科学证书的“制造工厂”。例如，追求实践教学不分专业占半壁江山，追求校企面对面合作不注重实效，不负责任地追求岗位实践形式，追求虚假高就业率像泡沫不分方法等等。功利色彩太浓，无法促进可持续发展，高职教育健康协调发展，不能做好高职教育与学生满意度、家长满意度和社会满意度的关系。

　　三是发展观的虚无性。教育主管部门将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为职业教育的龙头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心，强调促进合作办学、合作教育、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并提出大力开展工学结合和校企合作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这无疑对中国特色高职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但是，高等职业教育如何与区域发展接轨呢？如何与工业企业对接？如何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和效果？观念支持、政策引导和措施支持不尽如人意。虽然一些地区和高校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创新和探索成果，如天津等地的职业教育园区模式、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建设等，但个案不能代表全部。就高等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而言，这些地区和高校的发展只能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其理念本身也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这可能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现在，简单复制这些开发模型的现象非常普遍。即使在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和省级示范高职院校的申请文本中，在专业和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也随处可见简单的相似之处。忽视区域发展的需要和高校的实际发展，简单地模仿他人，缺乏改革创新的勇气和行动，只能使高职教育的发展理念变得虚无主义。

　　第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高等职业教育是公认的高投入教育类型。在投资有限的情况下，一方面需要均衡合理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需要集约利用资源。从现状来看，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高职院校资源的均衡合理配置，以高校布局和示范建设为导向，基本形成了当前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在资源的集约利用方面，它远没有达到高效。首先，高等职业教育有多种类型的高校，包括政府、行业和企业。区域壁垒和产业壁垒严重制约了资源的集约利用。其次，高等职业教育与工业企业的广泛深入合作需要进一步扩大。工业企业和高职院校在“工厂在学校”、“学校在工厂”的模式下整合和共享资源还有很大的空间。其次，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来自多个政府部门，高职院校与中等职业学校之间缺乏直接利益关系，难以形成足够的实质性衔接势头，这使得各级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在投资职业教育时成为“辣椒面”，甚至导致高职院校之间、高职院校与中等职业学校之间在赢得各种项目支持方面形成非良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