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退休季节的培训教师开始供不应求
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工程学院工程训练中心主任王对此感到担忧。和许多同事一样，这位33岁的工程师领导着一支老龄团队。
以王为首的工程训练中心共有36名成员，承担学生必修的“金工实习”等实践训练课程。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50岁。他计算出，从2012年开始的许多年里，没有人会在2015年退休。
据机械制造实习部部长助理陈介绍，在清华大学基础工业培训中心，实习部员工的平均年龄在45岁至50岁之间。到2014年，预计50多人中有一半将退休。
另一所工科院校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实践教学中心也即将进入“退休季”。在三加四年内，50名在任者中有10多人将退休。该中心已处于空置状态。
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向老人道别是大学校园里的一个特别群体。他们负责工程实践课程的教学，但他们不是教授，通常没有高级学位。他们是工程师或工人，其中许多人早年毕业于中等或高等职业学校。但对于工科学生来说，正是这些老师手拉手引导他们了解什么是铣床，什么是车床。
这些人的工作对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我们只考虑工程教育领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教育，绝大多数学院和大学都开设了工程课程，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学习工程专业。而这个庞大群体的动手能力并不是从知识渊博的教授那里获得的。
实践环节薄弱、学生实践能力不足是教育界许多人指出的弊端。前教育部副部长吴曾公开指出，中国大学“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培养了太多的人。
现在更糟糕的是，能够携手教授这些学生的老师缺货了。用王的话说，“老龄化更严重，退休人员更多，年轻人跟不上”。
老龄化不仅仅与人有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程师说，他工作的那所著名学校的培训中心大约70%的设备是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50年代生产的，自新世纪以来没有引进任何新设备。学生接触的技术、设备和手段都很陈旧。有时他们只能通过视频进行教学，效果如果不理想。
高校在培养教师方面只留了一道口子
王正在制定计划。他向学校提出申请，计划今年招收两名培训教师。然而，现在高校的门槛不同了。2002年毕业后在北京科技大学工作，并可获得正式编制和北京户口。现在，只有拥有研究生学位或以上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机构和户口。
然而，工程培训中心缺乏的不是学位。王说，学士、硕士、博士的实践能力可能不如高职院校毕业生，高职院校本身无法培养，只能从外部招收。
他与学校讨论的结果是先招收两名“合同工”。如果他们在两年内表现良好，那么就想办法申请正式人员。
许多同事面临着和他一样的问题。他说：“现在在高校的工程训练中，人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头疼的问题。如果你不能接触到人，每个人都会担心，所有单位都在与人事部门讨论。”。
王毕业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该校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专门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普通高校之一。这所学校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许多毕业生拥有“双证书”。他们不仅拥有大学学位证书，而且还获得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他们可以教授理论课和实践训练课。该校党委副书记贾德民告诉记者，几年前，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都招收了不少本科生，甚至有例外。将职业教育培训的教师转变为本科生，表明这些学院和大学对学校毕业生的认可，以及对实用教师的渴望。
然而，近年来，高校“违规”的难度越来越大。
在一所重点大学，记者了解到，学校要求新招人员的最低学历必须是硕士学位，而且他们每年不能进入一两个本科生，因此需要特别批准。该校工程训练中心在1999年和2010年招收了新的人才，在过去的11年里没有补充任何力量。
2001年，工程师陈俊林来到清华大学工作时，他拿到了北京户口，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得到清华的事业建制，而是企业建制。他原本以为工作几年后，就应该转行，但现在他发现，进入清华的门槛太高了，医生往往要“重返大海”，他“肯定没有希望”。在待遇方面，他与清华大学教师有很大不同，事业单位的福利“基本不存在”。
他还了解到，清华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需要高端研究人才。然而，从学生培养的角度来看，培养教师是不可替代的。然而，清华大学目前的政策不仅无法引进高端培训教师，而且会导致现有教师的流失。他和六位校友先后来到清华工作，现在只剩下四位了。
据他介绍，清华基础产业培训中心只能招收部分高职毕业生。这些人不仅没有建制，也无法解决如何稳定队伍的问题。
“老师跟学生没有两笔，所以名校有虚荣感。”陈说，如果高校不重视这一点，“那是不合理的。”。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实践教学中心党支部书记关表示，他希望招收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操作技能的人才。然而，所需的人才与学校设定的门槛相冲突，他只能希望得到学校的特别批准。
“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并非不可能，但他有操作能力吗？许多毕业生可能有很好的学术专长，但在技能方面，他们如何向同学展示？”关说，技能的培养是系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提到“工程师的摇篮”似乎降低了学校的分数
一位工程师承认，如果他想申请高级工程师的头衔，目前“没有太大希望”。由于实训课教师从事基础教学工作，论文、专利和科研项目难以获得，在高校职称评定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教师生存环境和晋升路径都非常狭窄。
他说，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工程培训中心存在人才流失问题，因为许多人在某个阶段将面临职业生涯的“上限”。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经常呼吁社会关注工程师、实验者和其他人才的生活环境。他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表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撰写论文时与科学家相比不够客观。
李院士说：“我认为职称的问题不仅仅是待遇的不同，还关系到我们是否认可他在这个岗位上的贡献，以及全社会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他们的工作。”。
他举了一个例子：中国普通家庭的许多孩子长大后都会说他们想成为科学家，而很少有人渴望成为技术专家。
在流行的美国戏剧《大暴力》中，物理学家谢尔顿经常嘲笑他的工程师朋友。这样的场景正在中国的大学上演。
在天津大学举行的工程教育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吴义雄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高校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奇怪的是，这些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学校往往不敢提及建设“世界级工程师的摇篮”。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一直擅长工程，“以前以成为‘工程师的摇篮’而自豪，现在我不敢说，好像是一个较低的水平”。
当时在场的前教育部副部长吴也有同感。她说，“每个人似乎都认为科学家比工程师更重要或更伟大。”她批评一些学校“整天谈论科学家，但很少关注工程师”。
一位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工作的中国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海德堡“保留”了一些技术支持人员。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收入与著名教授相当，工作稳定，待遇优厚。
这位教授目前在中国一所著名的学校教书。他说，许多同行希望找到能够为研究小组提供技术支持的团队或个人。因为如果技术水平达不到，许多实验就无法进行。例如，教授在做实验时需要电路控制、机械设计和加工。许多仪器需要自制，甚至购买的设备也需要修改。目前，它只能由学生设计，很难在外面找到一家加工厂来做。
他发现，即使他能找到这样的人才，学校也不会提供合适的职位。如今“学术优先”，技术支持职位“慢慢淡忘”。根据他的描述，“在海德堡，他们通常非常空闲。我们做研究的人‘轮流’，但他们一直保持静止——他们最初是研究所的一部分。”
这位学者希望中国的大学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愿意以慷慨的待遇“支持”这样一批人才。但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是那些著名的大学也在向“世界一流”的目标步履蹒跚。（记者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