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使职业教育与经济转型“匹配”(职业教育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从“神仙***”、“龙出海”可以看出，中国顶尖技能人才的“作品”可以与世界强国相比，但手表、汽车、机床等量产产品的质量却难以与世界制造大国相比。

　　有学者提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技能型人才金字塔的塔基不稳定。

　　这不是危言耸听。目前，第二产业2.25亿从业人员中，技术工人仅1.19亿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能人才约3117万人，仅制造业高级技术工人缺口就高达400多万人。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仅占技术工人的3.2%，而发达国家一般占20%-40%

　　在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个巨大的问题等待着回答——中国的职业教育能否承担起培养中国经济转型所需的大量高级技术职称能人才的重任？

　　6月3日，在全国政协召开的“深化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议上，中共中央、国*院有关领导、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以及200多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审视和探索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一方面，企业大喊“技工荒”，另一方面，社会对职业学校的认可度普遍不高，培养的毕业生总量不能真正满足市场需求--

　　不要把职业教育变成“研究型”教育

　　“目前，民营中小企业很难招收到工人，尤其是技术操作人员。一些人没有***人，技术缺货，一些关键技术岗位，如电焊工和数控机床操作人员，虽然一些人的月薪接近1万元，但企业仍然无法招到他们需要的人d、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青达投资集团董事长孙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转型过程中人才需求的错位。”

　　“目前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和课程不适应企业的需要。职业学校学生素质普遍较差，学生就业与实体经济工作距离较远。我们不能按照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将职业教育转变为研究型教育。”孙举例说，他说，过去两年，天津一家环保企业从天津一所职业学校招收了20名毕业生，但一年后只剩下两名，其中大多数人最终“跳槽”到虚拟经济系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高级技术职称能人才，长期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却面临着“设备易得、技术人员需求难”的尴尬局面。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对全国100多个城市劳动力供需的分析，各种技能水平的职位空缺数量和求职者比例均大于1，表明技能型工人供不应求。其中，高级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和高级工程师的招收比例分别达到2.72、2.31和2.13。技能型人才的供需现状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跑道”。

　　当前的职业教育能否肩负起这一重任？“发展职业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职业教育的三大吸引人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杨认为，传统的“学以致用”观念，行业部门缺乏决策，证书认证体系脱节，导致严重缺乏社会吸引力、市场需求吸引力和人才成长吸引力。

　　以全国100所示范学校之一的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为例，杨委员说，2013年招收的6316名高职学生中，三线以上学生只有360人，仅占总数的5.7%。

　　“未来中国的职业教育能否遵循英国“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文凭等同”的理念和实践，明确职业教育体系与通识教育体系的相同地位，实现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零差异”杨回答说：， “当前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是两个完全平行于学历的证书体系，二者不能连接和转换。此外，当前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含金量低，考核和认证内容滞后，反映的能力与企业要求的能力不匹配位置未来，我们能否建立职业教育等级证书制度，考虑职业需求和人才发展需求，并将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要求相结合？"

　　同样，高职毕业生就业发展渠道单一也被认为是导致高职院校吸引力不足的因素之一。“没有高等教育文凭意味着技术学院的毕业生不能申请公务员、公共机构或研究生。”在特别咨询会议上，许多成员表示，“这等于关闭了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当然，孩子们不想去。”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作为此次专门协商会议唯一的基层政协委员，对当前职业教育重学科、轻技能的“研究型”倾向深感痛心。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本科学习的目的是继续加强和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提高就业质量。然而，参与招生的本科院校有不同的专业设置、不同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基于学科体系。专业教学内容偏重知识转移，忽视实践技能培养，缺乏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和实践型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能力体系，机制和环境使中职毕业生在本科学习四年后难以显著提高就业竞争力，极大地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刘委员建议，在当前困难的形势下，一方面，国家要开放信用互认，探索构建以技能和职业素质培养为主线、以就业为导向、与区域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要办好公办高职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应允许更多特色专业（“断头台专业”）升级为举办高职本科课程，以实现中等职业学院和高等职业学院之间的无缝连接，并确保技能和职业素质培训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职业教育是培养与行业高度兼容的技能型人才。它应该与行业紧密结合，但现实是没有动力机制来动员行业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产教分离阻碍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生命线”

　　职业教育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长期竞争力的提高，关系到亿万劳动者的就业。这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民生和经济问题。这是出席全国政协专门协商会议的几乎所有来自不同部门、行业和部门的委员的普遍共识。

　　近年来，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和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活动连续多年超过制造业，并一直处于扩大范围。与此同时，国内产业转移日益活跃，这意味着多元化人才需求的前景将更加广阔，产业区域结构调整也将激活市场对职业教育和人才流动的需求。

　　这一国内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为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然而，在我国，政府、学术界、职业学校和民众普遍认为，现有的职业教育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升级和建设产业强国的需要。那么，当前中国职业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岔路口”在哪里呢？

　　据全国政协委员、国*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介绍，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显示，去年有40%的企业出现了就业短缺，职位空缺主要集中在“生产工程岗位”；与此同时，近60%的企业表示仍难以招收到员工。从企业的招收计划来看，近一半的企业表示计划招收“高中毕业生（中专、技校）”，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历。“企业中劳动力短缺和招收困难并存表明，当前人力资源市场的供需存在结构性失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职业教育体系提供的人力资源与企业的就业需求之间存在差距。”

　　“产教分离问题一直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王永清说，认为职业教育应该与工业企业紧密结合，但我国的职业教育主要由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经营，工业企业参与度不高，这必然导致人才培养脱离社会的实际需要。

　　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是王。今年5月中旬，全国政协专门邀请常委会检查组对全国部分地区进行调查，发现由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利益关系尚未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和校企合作目前面临着热校冷企的局面，这主要取决于熟人和关系。

　　校企合作中为什么会出现“剃毛挑头热”现象？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李委员认为，从学校角度来看，一些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和教学设备相对落后，教师和技术力量不强，学生素质与企业要求差距较大，难以吸引企业与之合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员工培训的投资有限。另一方面，许多企业认为校企合作费时费力，投入产出比低。企业雇佣学徒并支付与正式工人类似的工资，在花费人力和财力后很难长期留住人才。

　　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从2003年到2013年每年对4000多名企业家进行的跟踪调查，企业员工教育培训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仅为2%左右。

　　“校企合作成功的关键是企业的态度。政府应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学校和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和义务，建立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机制。”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认为，当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仍处于浅层次，缺乏将职业教育资源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的有效机制。特别是许多公立高职院校没有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市场属性，过于依赖政府政策和财政支持。

　　“产学研结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生命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促进会中央专职副主席朱，建议国家通过税收减免、政府扶持等政策，鼓励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率先参与工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同时，国家要探索建立以政府、产业引导、企业参与、学校主体为主导的办学体制和机制，充分发挥各自在产业规划中的作用，使实训基地优势与教学管理形成叠加和溢出效应，允许企业进入校园，教师进入车间，教学进入现场，形成了“校厂”、“厂校”校企联合培养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在招生咨询会上，一位农村学生的家长质问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如果你的孩子读完中等职业学校后想继续深造，他发现很难挤进高职院校。即使他这样做了，他的专业不合适，专业内容重复，你还会对读职业学校感兴趣吗？”--

　　什么时候职业教育的“死胡同”会成为一种普遍的方式

　　“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不是专业对口生，中高职院校的课程和教学内容重复，部分中职毕业生进入高职院校后跟不上教学要求，这些都是中高职衔接中的突出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了国立大学。”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委员高美琴说，以一个被调查的城市为例，在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中，只有37%的专业与原来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相同或相近d一些学生的专业与他们原来的专业无关。此外，中等职业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开设的科目，特别是金融、管理等专业名称相同的科目，其复读率高达80%，知识点和技能点的复读率为30%-60%。为了解决职业教育中的这一“死胡同”问题，建设技能型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高美琴所说的中高职衔接“死胡同”已经被学生和家长申请职业学校的选择所证实。

　　不久前，广东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告诉记者，现在职业学校90%的学生来自农村，他们大多抱着“三考不及格才上职业学校”的心态。甚至在一次招生咨询会上，一位农村学生的家长也曾问我：“如果你的孩子想在中职毕业后继续深造，他觉得很难挤进高职院校。即使他这样做了，他的专业也不合适，他的专业内容重复，你还会有兴趣读职业学校吗？”

　　中等职业院校何时才能告别被普通高中和本科院校“筛选”的困境？高职毕业生什么时候才能走上职业发展的道路？这是几乎所有职业学校管理者心中的一个巨大问号，也是今年参加全国政协专门协商会议的大多数委员不断提出的问题。

　　“在国外，学生上完职业学校后可以选择工作或赚钱，几年后可以继续深造；但在中国大陆，这仍然是不可能的。”高美琴建议，今后国家要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技能人才培养向上延伸，探索构建职前与职后、中等职业与高等职业学院（本科）、高等职业学院与技术本科、技术本科与专业硕士紧密联系的渠道，根据不同职业技能培养的规律，修订《中高职教育专业目录》，明确中高职教育专业之间的联系，确定中高职专业的教学标准。同时，改革招生制度，使高职院校不仅可以招收应届毕业生，而且可以招收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中职毕业生，通过往复培训和工学交替，实现高级技术职称能人才的间断培养。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科技厅厅长洪，认为管理职业教育“死胡同”还需要正视当前劳动人事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管理职能上的交叉问题，考虑整合教育培训等各种证书和资格标准，建立从应届毕业生到专家的职业“高级”结构的国家资格框架，是实现学历与职业资格对等、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对等的纵向联系和横向沟通的“立交桥”体系。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立交桥”体系中的“双师型”教师培训，也是本次专门协商会议成员关注的焦点。黄认为，双师型教师短缺是我国职业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新疆喀什的“双师型”教师仅占高职院校专任教师总数的20%，广西的“双师型”教师也仅占专任教师总数的27%。

　　“国家应当制定和规范职业教育教师特别是“双师型”教师资格和评价的基本要求和标准。应当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类别的“双师型”教师提出不同的要求，如学历要求、专业实际工作经验等s、 实践能力水平、应用技能水平或培训要求，从而保证职业教育师资水平和职业教育质量。这样，随着考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人才成长渠道的对接，优秀教师的保护，可能离解决当前职业教育的“死胡同”问题不远了。"

　　一方面，国民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已经实施18年的《职业教育法》，根本无法承担为职业教育提供基本法律保护的重要任务--

　　职业教育不能“缺席”国家的制度安排

　　如果高职院校主动发现企业或行业在校企合作，而企业或行业不重视，学校又能做些什么？如果职业学院毕业生受到雇主的不公平待遇，学校和学生该怎么办？人才培养急需“双师型”教师，但面对熟练技工出不来又进不去的问题，学校该怎么办

　　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但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由于一些学校的师资和教学质量跟不上市场需求，无法满足学生和家长对“技能改变生活”的期望，辍学率一直很高。例如，黄说，在新疆喀什和广西崇左，职业学校学生的流动率高达40%。

几乎所有的职业学院和大学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高职院校作为弱势群体，一直处于“双面烘烤”的局面。

　　济南第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朱新清表示：“我们技能型人才非常缺乏，年轻人也很短缺。”随着企业的转型升级，他们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但高级技术职称能人才却越来越少。从长远来看，很难维持现状，更不用说产品升级了。

　　一方面是国民经济发展对大批高级技术职称能人才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职业教育发展中不可回避的各种障碍。职业教育发展的出路何在？

　　事实上，在释放市场主体活力、规范政府权力边界的问题上，不仅有“私权可以不加禁止”和“公权不能不加授权”这两条经典法律谚语在法学界广受欢迎，而且每当推动一项系统的社会工作遇到“肠梗塞”时，人们对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国家制度安排寄予厚望。

　　针对社会各界反映出的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若干困难，全国政协许多委员从国家立法的角度提出修改和完善《职业教育法》。“实施近18年的《职业教育法》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指导作用。然而，在当前国家发展的新形势下，它是一部典型的‘软法’，根本无法承担为职业教育提供基本法律保障的重要任务。法律对职业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位职业教育相关各方责任划分不明确，执法主体不明确，同样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资金保障、校企合作等重大制度安排没有具体规定。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说。

　　孙慧玲委员建议，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不仅要明确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还要突破传统的所有制、办学体制和学制的约束，认识到某些形式的职业教育具有商业属性，从而全面、具体地界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同时也面临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确立国家对不同所有制、不同办学主体的责任。不同学制的职业教育应实行分类管理的原则，管理分级，差异化支持，明确“政府主导”的法律含义，打破行政区划障碍，改革职业技能、职业资格鉴定和认证制度，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机制和措施，使教育培训市场与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有效对接，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应履行的职责，依法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和权利，完善执法检查监督的制度和机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炳林对当前职业教育相关机制和制度在某些方面的“失败”感到十分关注。他说，从1996年的《职业教育法》到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都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平均资助标准。但截至2013年底，只有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家计划单列市，新疆建设兵团制定并实施了高职院校生均经费分配标准，这导致职业教育投资不稳定。

　　钟以中等职业学校为例。1997年，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例为12.67%，中等职业财政教育经费占全国财政教育经费的比例为11.61%。到201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6.90%和7.02%。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成立专门机构，促进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协调职业教育发展，设计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与会政府官员和委员的共识。

　　然而，未来职业教育如何从纸上谈兵走向现实，将考验各方的改革智慧。

（记者柯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