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职院校“走出去”现状调查(高职院校就业现状调查报告)

    　■ 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我国高职院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瓶颈。迫切需要建设一支国际化的高职专业人才队伍。

　　■ 我国高职院校应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理念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建立质量保证和监控体系。

　　■ 高职院校“走出去”要注重竞争战略，不应仓促陷入群策群力、无序竞争。我国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准确定位，分步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分类分项。

　　■ 理解国际合作在办学中的重要性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条鲶鱼来激活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师资培训、文化建设、物流服务等工作。

　　学校开学在即，高职院校正在招收新生。在一些高校的新生中，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面孔，这背后是近年来我国高职招生的逐步变化。

　　在最近的招生工作中，一种现象普遍存在，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遭遇了“零入学”。与国内学生日益萎缩的“冰”相比，外地学生表现出了热的一面。“2012年，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国际交流合作项目633个，占我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项目总数的46%。可见，近一半的项目是在职业教育领域。”7月2日，葛道凯，教育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司司长在解读刚刚结束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说。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通过实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和“高职教育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有效提高了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走出去”正是时候。

　　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当前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步伐中，也有一些混乱的声音，有时甚至绕道而行。面对国内生存危机和国外一流高职院校竞争的双重冲击，我国高职院校如何调整步伐，走出国际模式，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和调查。

　　教师国际化既是教师国际化的核心，也是教师国际化的薄弱环节

　　“缅甸有多少职业学院？”

　　“我不知道。”

　　“缅甸职业教育学生的数量是多少？”

　　“我不知道。”

　　“在缅甸的留学生有多大？”

　　“我不知道。”

　　这是记者近日跟随一所高职院校代表团赴缅甸招收留学生时与该校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的聊天记录。

　　作为从事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专职人员，他应该了解目的地国的情况。这种异常情况在一些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系的工作人员中或多或少地存在。

　　院长向记者坦言，“我也是半途而废的和尚，因为在所有的中专干部中，我的英语稍微好一点，所以我来当院长。”记者还了解到，与院长所在的学校相比，代表团的一些机构没有专门的国际教育学院，只有外事办公室。

　　“面对全球招生，我们有点弱。”江苏某职业学院外事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外事办公室只有四个人，一个主任和一个副主任，还有两个工作人员。有很多对外招生的宣传会，我们不敢出去。一旦我们出去，行政事务就会积压，所以招生只能是一个‘副业’，这真的是爱和恐惧。”

　　在下一次与缅甸高职院校的合作洽谈会上，记者看到，一些院长不会说英语，只能依靠自己的专职翻译进行交流。“懂专业的人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人不懂专业。”在一次谈判会议后，一些人才熟悉起来。

　　“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当前中国高职院校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瓶颈。”中国教育科学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孙成告诉记者，在全球化进一步加快的背景下，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迫切需要懂“专业技术和外语”、“懂行业国际规则”的人才。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已经从职业学校派出7000多名教师和管理干部出国留学。这一数字的获得并不容易，但对于高职院校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仍然是不够的。记者在清华大学网站上发现，2009年清华大学访问师生6000余人。

　　迫切需要建设一支国际化的高职专业人才队伍。《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教师国际化是高职‘走出去’的核心问题。”孙说，在高职教师培训方面，可以建立一系列制度，如“教学出国留学假”制度，规定经过一定的工作年限后，学院现有教授可休假半年或一年，期间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教授赴国外大学交流学习；同时，允许新教师出国访问，并规定新教师凡取得本行业硕士以上学历或更高水平认证者，在本校工作三年后，将被派往国外深造。如果没有条件，至少可以规定每个专业每年至少聘请一名外籍教师进行专业讲座。

　　质量标准和评估机制需要符合国际标准

　　最近，老导游郑有点恼火，因为她的女儿在中国没有学好中文。

　　“现在在老挝，如果你有一口流利的汉语，你会找到一份好工作。”郑说，去年她把女儿送到云南的一所职业学院学习汉语。

　　然而，一年后，她的女儿没有学好中文。无奈之下，她决定让女儿辍学，准备下半年送女儿去新加坡的一所学校学习汉语。“我听说那里的教学要严格得多，我真的能了解一口流利的中文。”

　　郑的问题反映了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国内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国际合作办学只追求“形式”的国际化，忽视了“实质”的国际化。

　　中国西部一所职业学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告诉记者，许多职业学院的教师国际化水平较差，最基本的英语教学可能无法实现。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理念等方面来看，它更倾向于传统的语文应试填鸭式教学，与国际标准完全不符。

　　除了师资水平外，专业设置也存在问题。2009年《中国大学指南》显示，在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中，金融、旅游、管理等文科专业占合作专业总数的70%以上，而农业、林业等理工科专业占合作专业总数的70%以上，畜牧渔业专业占专业总数不到30%，动画、数控等高科技专业更是少之又少。普通专业太多，没有体现高职教育的特色；大众专业太多，没有体现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

　　“国际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应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南京工业职业学院质量监测与评估系主任周玉泉告诉记者，此外，高职专业与本科专业应该有所区别。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高职院校要与本科院校错位发展、共同发展。

　　“在保证办学质量的过程中，评价往往成为控制质量的有效手段。”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外事办公室乔峰指出，为此，要做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监控工作，首先要从项目招生入手，在教师招收、教学组织等教育实施的各个环节建立适合高职院校特点的质量标准；其次要建立独立、公正、系统、权威的质量评价机制。

　　2011年7月，教育部决定全面实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本科以上项目质量评估。然而，对于国际合作办学的高职教育，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特别措施。从宏观上看，它只能依靠国家和省级教育部门的定期备案管理和检查，以及涉外教育督导网络的信息发布。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参差不齐，政府缺乏强有力的外部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是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建立质量评估机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成熟的做法。例如，在校外设立了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EQC）、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QAA）和澳大利亚大学质量局（AUQA）等机构，对学校的整体教育质量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教育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估；在学校内部，还应成立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监督部门，严格按照合同协议，加强对合同协议具体条款实施过程的日常监督。

　　“走出去”需要统筹规划，避免无序竞争

　　记者近日在参加中国高职院校海外招生大会时看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场面：两所中国高职院校竞相给予自己的优惠条件，以争取外国高职院校的生源。“你给一半奖学金，我给全额奖学金。”一来二去，这所外国学院还没有开口，已经获得了中国高职院校可以给予的最优惠条件。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王告诉记者：“我国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意‘走出去’的机遇和途径。”，否则就会一团糟。

　　“目前，高职院校的国际合作办学大多是由学校自发组织的。”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指出，在合作对象和合作方式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按专业领域或区域特点划分的国际高职院校信息库。

　　浙江省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较为系统地提出，我国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走三条路”，即分步、分类、逐项实施。

　　分步实施就是要有“走出去”的计划。这个计划不是拍拍你的脑袋，而是由一个专门的研究团队来做好国家的研究，研究其他国家的需求，列一个清单，最后制定一个计划。

　　分类实施是指“走出去”的专业分工。不要全面开花。我们应该根据每所大学的特色专业错开招生，否则就会陷入恶性竞争。

　　子项目的实施意味着“走出去”应细化项目，如留学生、教师、校长等，而不应局限于一个项目。

　　在缅甸国内高职院校招生期间，记者走访了缅甸多所高水平技术院校，其中许多院校直接得到了日本、德国等国政府和企业的帮助。

　　“出国后，我发现我们在校企合作推进国际化办学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有多大。”周说，我国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乘船出海，并与中国跨国企业在学生培训、课程设置、硬件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可以极大地提高海外学校的成功率，极大地提升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葛在解读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指出：“要探索和规范我国职业学校走出去办学。”，“我们为什么要在国外办学？因为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正在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向世界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使我们的国际市场更加巩固、高效，并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谈到如何在国际职业教育市场上与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职院校竞争，上海出版印刷学院规划与科研部主任、副研究员罗耀成表示，指出可以利用中国的语言和学科特点，努力将中国的职业教育作为“空缺填补者”输出到较发达国家的教育市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教育市场，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在制造业、制造业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开发教育项目。

　　通过国际合作办学启动高职教育改革

　　对于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黄来说，申请留学生并不容易。

　　2008年，他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带着材料到省教育厅申请留学生入学，回答是：“本科生招生可以，高职院校招收什么留学生？”

　　经过五年多的“个人”不懈努力，学院终于在2013年被省教育厅批准招收国际学生。

　　与黄主任相比，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唐更高兴：“我们申请招收留学生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去省教育厅准备一个案例。”

　　审批制度与备案制度的差异反映了高职院校对“走出去”的不同理解。这种认识上的差异表现出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

　　某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告诉记者，2006年至2010年，中国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规划，教育部在原有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基础上，新增约100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继续推进《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规划》。

　　“与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不同，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重点建设内容明确引入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容。”院长表示，无论质量如何，都要开展国际合作办学，首先要通过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验收。

　　在江苏，一所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向记者泼了一盆苦水：“国际合作办学是我们学院的一根鸡肋，学院领导不重视，投入很少，很多学院也认为我们在给他们惹麻烦。”

　　在其他高职院校，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唐说：“国际合作办学对高职院校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更加细致。例如，大多数来自印尼的外地学生讲英语，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我们学校应该有针对性地在教育、教学、食宿管理等方面做出改变。”

　　“国际合作办学就像一条鲶鱼，可以激活各高校的课程改革、师资培训、文化建设、后勤服务等方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杨更形象地说，生源也是一个大问题。当前高职院校只有抓住留学生，才能洗牌。

　　“高职院校‘走出去’仍处于探索阶段，一切都在探索中，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孙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不走这条路，高职院校一定没有路可走。（记者俞跃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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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中外合作办学在高职院校开始萌芽。1983年，在国家教委的领导下，南京市教育局与德国汉斯·塞德尔基金会共同建设了南京市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现更名为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和3+2专科高等职业教育，揭开了中外职业教育合作的序幕，为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奠定了基础。1993年，金陵职业大学与澳大利亚大学联合举办课程，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跨国分段合作的首例。随着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沿海城市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逐渐兴起。这一时期，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在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私人独立勘探相对较少。合作办学主要分布在沿海开放城市，办学模式大多比较松散。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多。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02年底，经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项目有712个，其中学历教育项目372个，非学历教育项目313个，幼儿园项目27个。在学历教育项目中，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占50.27%，大量非学历教育项目也属于职业教育范围。自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以来，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取得了快速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中外合作办学。截至2008年底，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32个，招收在校生1572人。截至2009年底，江苏省上报教育部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404所，居全国首位，其中高等学历教育338所（研究生14所，本科94所，专科230所）。

　　（来源：赵、李梦清，《中国高职院校国际合作教育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