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的形成与特别项目的再引导

记者：今年是第六次发布高职质量年报。作为该报告的主编，您如何评价近年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

马：十八大五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所依赖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提高质量的重大历史机遇。一批产业发展迅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高职院校建设一批高水平专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基础；一批企业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健康发展，也为一批高职院校专业走出国门、输出高职模式提供了重要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变化，实际上迫使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得到提高。

记者：今年的《高职质量年报》前言中提到，“面对高职发展的新环境和挑战，以全面改革和地方实践为基础的高职教育质量观正在形成。”这里的质量观是什么？

马：从近年来我们编写的《高职教育质量年报》和《高职院校质量报告》来看，我们对高职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基本形成共识，即把学生发展作为高职教育的根本质量，教育教学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评价质量，政府责任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环境质量，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服务质量对地方和产业发展的贡献。今年的高等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增加了一个新维度——国际影响力，这是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要求，对国际合作的新要求。“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是形成质量评价标准共识的重要指南。

记者：你提到国际影响力。我们注意到，今年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首次发布了国际影响力50强榜单。该列表是如何选择的？

马：这份榜单的数据来源于高职院校向社会发布的《国际影响力表》，该表设置了7个指标，即全日制留学生数量、兼职海外人才培养量、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学生海外实习时间，为“走出去”企业服务的全职教师的海外指导时间、在海外机构任职的全职教师数量、国外认可的发展中行业或专业的教学标准数量、海外技能竞赛获奖人数等，都反映了该机构的国际影响力水平。

在对这些指标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国的一批高职院校已经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可。昨天，南京科技职业学院院长告诉我，今年该学院的留学生人数可能达到400人。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全国100所高职院校制定了283项海外公认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例如，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班派工业社区教育学院合作制定了泰国铁路运输管理、高速铁路客车服务等8个专业的教学标准；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应世界华人食品联合会的要求制定《华侨食品行业标准》，对此充满信心。唐山工业技术学院院长田秀平告诉我，他们学院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和数控技术专业的课程标准和人才培养计划将于下月进入柬埔寨；在马来西亚教育部长访问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期间，他明确表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教学标准将引入马来西亚34所学校；广东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架子工培训，就是这样一个小的专业培训标准，一直伴随着中国有色金属集团到赞比亚等非洲国家。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倡导并用“国际影响力”指标作为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质量评价标准，在高职院校取得了成效，中国特色高职教育模式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记者：除了国际影响力前50名外，今年还将继续评选服务贡献前50名。前50名的特点是什么？

马：根据高职院校毕业生数量和就业目的地、横向技术服务金额、纵向科研经费金额、技术交易金额、非学历培训金额和公益性培训服务金额，今年，我们再次评选出服务贡献最高的50所高职院校。

这些排名前50的学院和大学具有鲜明的地方和行业特点。在前50名中，由地级市政府组织的24所高校占“半壁江山”，比上年增长50%，成为一大亮点。如山东省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烟台职业技术学院、威海职业技术学院、东营职业技术学院、淄博职业技术学院、潍坊职业技术学院、滨州职业技术学院等7所高校，成为今年高职服务业贡献前50名，都是地级市级高校，体现了高职院校区域发展的重要特点。此外，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高校集中度较高，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福建省有36所高校入围；交通、农业、邮电等行业的高校在开展横向技术服务、纵向科研和非学历培训方面具有优势；在四个直辖市中，北京、上海和天津没有学校入围。

这是前50名服务贡献者的第二年，也是前50名国际影响力者的第一年。重点统计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等50所高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南京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南京职业技术学院、潍坊职业技术学院，我们为这些学校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我们期待着明年评估三个前50名，四个前50名，然后是明年评估前50名的综合指标。我们希望《高职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的高职排名能够尽快出台。

记者：我手中的2022年高职质量年报似乎比往年要厚。添加了哪些内容？

马：增加了附表。今年的报告首次采用了8个附表的形式，反映了高等职业素质部分指标在全省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政策执行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各地区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曲线分布，部分省份20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中位数仅为84%，其中6所就业率低于80%；部分省份60所高校的研发服务中位数仅为10.4万元；79所高校非学历培训金额超过1000万元，但部分省份21所高校的中位数仅为1万元；到2022年底，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将达到1.2万元，但部分省份仍有不少学校低于3000元。这些明显反映了省级分布的差异。

记者：我们可以看到，高职教育质量年报并没有反映出所有的成绩。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马：我们认为，高职院校面临着四大挑战：发展信心不足、内涵有待提高、经费不足、专项引导薄弱。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这四大挑战。通过中央政府的一系列专项支持，如示范学校和骨干学校，高职院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一旦专项项目被切断，发展就非常困难。突出表现是《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22）》由于缺乏中央政府的专项指导，在许多项目的实施中面临挑战。中央财政专项的作用不仅是投资，而且是引导。“双一流”大学的蓬勃建设与中央政府对高职院校缺乏专项指导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呼吁，迫切需要借鉴高校“双一流”建设经验，设计实施新项目，有效推进高职教育内涵建设，加大对高职教育的再引导，推进高水平高职院校和高水平骨干专业建设，提高高等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服务的能力。

（本报记者翟凡）